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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调查公务员的职业压力、工作满意度和生活质量现状,并且探讨职业压力、工作满意度在神经质与生活质量间的中介作用及性别和年龄对中介模型的调节作用,进而为提高公务员群体的生活质量提供理论依据。方法:采用方便抽样的方法,抽取559名年龄在18～60岁的行政管理类公务员为研究对象。研究工具包括社会人口学资料问卷、神经质人格问卷、职业角色问卷、工作需求—控制调查表、工作付出—回报调查表、工作满意度问卷和生活质量8条目简明量表。采用SPSS 22.0及AMOS 22.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分析方法包括描述性分析、独立样本t检验、方差分析、线性分层回归、Pearson相关分析和结构方程模型。结果:1.公务员的社会人口学信息559名公务员的年龄分布范围为27～60岁,平均年龄为46.29±6.74岁,平均工作年限为24.83±7.94年。在本研究的公务员群体中,男性占79.07%,婚姻状况为已婚的占95.35%,教育水平为本科及以上的占92.66%,职级在处级及以上的占81.57%,认为自己收入水平不高的占90.51%,患有慢性病的占44.01%。2.公务员的神经质、职业压力、工作满意度和生活质量状况公务员的神经质得分为2.47±0.75分。公务员感知职业压力源、工作需求—控制与工作付出—回报的得分分别为2.60±0.53、3.45±0.67、3.46±0.50分。在感知职业压力源的4个维度中,任务过重得分最高(3.47±0.86),工作环境得分最低(1.48±0.68)。总的生活质量得分为75.43±15.00分。在生活质量的8个维度中,总体健康得分(63.69±18.77)最低,生理职能得分(80.28±18.49)最高。女性公务员比男性公务员有更高的神经质得分(t=-2.098,P<0.05),更低的工作责任(t=3.686,P<0.001)、总体健康(t=2.138,P<0.05)、躯体疼痛(t=3.076,P<0.01)和活力(t=2.616,P<0.01)得分。与年龄<45岁的年轻组公务员相比,年龄≥45岁的年长组公务员有更低的神经质(t=2.512,P<0.05)、任务过重(t=3.235,P<0.01)、工作需求—控制(t=3.878,P<0.001)得分,以及更高的工作责任(t=-3.075,P<0.01)、活力(t=-2.919,P<0.01)、精神健康(t=-2.130,P<0.05)和心理健康相关生活质量(t=-2.266,P<0.05)得分。3.公务员的生活质量在社会人口学上的差异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已婚(t=2.267,P<0.05)、收入水平越高(F=6.781,P<0.01)、没有慢性病(t=4.064,P<0.001)的公务员,其生理健康相关生活质量越好;年龄在45～60岁(t=-2.266,P<0.05)、工作年限越长(F=5.122,P<0.01)、已婚(t=2.776,P<0.01)、本科学历(F=3.829,P<0.05)、职级越高(F=3.209,P<0.05)、收入水平越高(F=7.517,P<0.01)、没有慢性病(t=2.611,P<0.01)的公务员,其心理健康相关生活质量越好;工作年限越长(F=3.741,P<0.05)、已婚(t=2.706,P<0.01)、收入水平越高(F=7.826,P<0.01)、没有慢性病(t=3.548,P<0.001)的公务员,其总的生活质量越好。4.公务员生活质量的影响因素线性分层回归结果显示,社会人口学因素、神经质、职业压力、工作满意度可以分别解释公务员生理健康相关生活质量7.0%、10.1%、8.8%和1.0%的变异量,所有变量共解释了 26.9%的变异量。慢性病(β=-0.113,P<0.01)、神经质(β=-0.218,P<0.001)、任务冲突(β=-0.205,P<0.001)、工作环境(β=-0.127,P<0.01)和工作满意度(β=0.116,P<0.01)能显著预测生理健康相关生活质量。社会人口学因素、神经质、职业压力、工作满意度可以分别解释公务员心理健康相关生活质量79.4%、16.2%、8.1%和2.1%的变异量,所有变量共解释了35.7%的变异量。神经质(β=-0.312,P<0.001)、任务冲突(β=-0.195,P<0.001)、工作环境(β=-0.086,P<0.05)和工作满意度(β=0.164,P<0.001)能显著预测心理健康相关生活质量。社会人口学因素、神经质、职业压力、工作满意度可以分别解释公务员总的生活质量9.3%、14.8%、9.5%和1.8%的变异量,所有变量共解释了 35.4%的变异量。慢性病(β=-0.100,P<0.01)、神经质(β=-0.286,P<0.001)、任务冲突(β=-0.205,P<0.001)、工作环境(β=-0.120,P<0.01)和工作满意度(β=0.156,P<0.001)能显著预测总的生活质量。5.神经质、职业压力和工作满意度对生活质量的作用机制结构方程模型结果显示,模型经修订后拟合良好(P<0.001,χ2/df=2.598,GFI=0.920,CFI=0.936,NFI=0.901,TLI=0.926,RMSEA=0.054)。神经质可显著地增加职业压力(β=0.24,P<0.001)、降低工作满意度(β=-0.29,P<0.001)与生活质量(β=-0.39,P<0.001),职业压力可显著地降低工作满意度(β=-0.31,P<0.001)与生活质量(β=-0.22,P<0.001),工作满意度可显著地增加生活质量(β=0.22,P<0.001)。职业压力和工作满意度中介了神经质与生活质量间的关系。神经质、职业压力、工作满意度对生活质量的直接效应量(95%置信区间)分别为-0.386(-0.475,-0.291)、-0.221(-0.346,-0.090)、0.220(0.110,0.331),神经质、职业压力对生活质量的间接效应量(95%置信区间)分别为-0.131(-0.198,-0.078)、-0.068(-0.117,-0.032)。不同性别、年龄组的多群组分析结果均显示,性别和年龄在神经质、职业压力、工作满意度和生活质量间的关系中起调节作用。结论:1.公务员在任务过重、工作高需求—低控制和工作高付出—低回报上感知的职业压力较大,公务员对自己的工作感到基本满意,并且有较好的生活质量。2.神经质和职业压力是公务员生活质量的危险因素,而工作满意度是其保护因素。3.职业压力和工作满意度在公务员神经质和生活质量间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4.性别和年龄在公务员神经质、职业压力、工作满意度和生活质量间关系中起调节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