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是一个充满矛盾的领域，文学翻译尤其如此，它既是模仿，又是创造。译者既要在语言文字上力求忠实于原作，保留其异国情调，又要克服语言文化之间的差异，使译作为读者所接受。译者就是在创造与模仿、得与失、异化与归化等矛盾的交织下，在一点有限的空间里发挥自己的文学创造力，尽力把异质的文学移植到本土来。以往我们在探讨翻译时，总是一味强调对原文的忠实。随着研究视野的不断扩展，语言学等领域的研究证明两种语言间无法实现绝对的忠实，人们对这种原作至上的观点渐渐产生质疑。其实，背叛与叛逆是翻译中一个不争的事实。本文所要探讨的是创造性叛逆，即译者有意识地改变原作的内容或形式，在正确理解原作者意图的情况下，做出合理而有分寸的背叛。 论文分六章。第一章论述翻译的地位。人类几乎从进行交流和使用语言的同时就开始了翻译活动，考察东西方文化史，翻译对人类文明发展与交流做出了不可低估的贡献，然而翻译和译者在文化史上的地位却长期被研究者遗忘。在原作至上论的影响下，翻译被视为“次要的”、“机械的”、“对原作拙劣的模仿”，是原作的“附属品”或“替代物”，翻译活动被鄙视为一种“技艺”、 “技能”或“经验”，无法享有艺术创作的崇高地位。翻译就这样在卑微与尴尬的境况中延续了两千多年。可喜的是，在现代翻译家和理论家的不懈努力下，学术界对翻译的认识终于有了质的变化。西方的翻译研究学派主张翻译是一门独立的交叉学科，可以借鉴语言学、文学、心理学、美学、人类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而不是比较文学的一个分支。7 0年代，特拉维夫学派的 It ama rEvan－Z0har和Gideon Toury提出了多元系统理论，初步论证了翻译在文化多元体系中的作用，尤其当目标语是弱势文化，翻译则扮演从边缘到中心，重建文化模式的角色。后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理论思潮则更加解放了翻译长期受到束缚的地位。解构主义大师德里达（De r r i da）解构了原作的原创性，提出翻译是作品在另一语言中生命的延续，与原作一样富有创造性。从此，翻译摆脱了受束缚的地位，译者有权力对译作进行操控。 第二章重点论述了译者的创造性。长期以来，译者 “一仆二主”的角色掩盖了他的创造性。历史上不乏“主仆关系”，“译者即叛逆者＼“译者是隐性人”等各种比喻。在这些比喻里，译者要么是对作者亦步亦趋的仆人，要么是背叛了原作的罪人，都是对翻译和译者的贬低。既然承认完全的对等和绝对的忠实是不可能的，那么译者要发挥主动的创造性也是无可厚非的。翻译是模仿与创作、趋同与差异并存的活动。很多情况下，对原作的叛逆其实是为了更深刻地接近原作的精神和灵魂。译者是具有思想感情、有血有肉的人，他对译作的影响和操控是随处可见的。 第三章进入对创造性叛逆的阐述。创造性叛逆在翻译中很常见，它既是一个现象和事实，也是译者的策略。叛逆是创作的客观结果，反映了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为了达到某一主观愿望而造成的一种译作对原作的客观背离。创造性叛逆是译者主动的有意识行为，因此不能把所有对原作的不忠实都归于创造性叛逆。创造性叛逆是通过对原作的内容、形式、结构、意象等方面做出变通，希望译作能够更易于为一定时代的读者所接受，译者由于疏漏而造成的错误不属于这类范畴。 第四章归纳了译者进行创造性叛逆时经常使用的方法和策略。本文列举了替代法（因语言文化不可逾越的差异，用目标语中对等的内容或形式替代原作的内容或形式）、删除法（删去原作中与一定时期目标语社会意识形态等相抵触的内容人缓和法（缓和原作的过激之处，用较委婉的表达使译作更接近读者的阅读期待）以及明晰化处理（把原作中模糊晦涩的地方明朗化，便于读者理解），每一种方法都举例分析论证。译者使用这些策略，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把原作移植到一个与出发语文化截然不同的文化中，使读者更加真切地体会和欣赏到原作的神韵和风姿，而不至于对目标语文化造成太大的冲击。 第五章分析了影响译者进行创造性叛逆的种种因素。首先是译者本人的因素，译者的学识、修养／性格、好恶因人而异，同一部作品会出现风格不一的译作就是因为译者是具有个性的创造者。第二，译者会受到特定时期、特定社会的意识形态的影响。译作要想被社会和读者接受，必须使之符合目标语社会的意识形态。遇到与社会意识形态相冲突的地方，译者会发挥创造性，在原作的基础上做出变通，使之尽量靠近读者的阅读期待。最后，译者还要受到目标语文学观（或称诗学）的影响。目标语的叙事模式、文学规范等等会对译者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使译者在翻译时会自觉不自觉地借用或靠近本族语的文学规范，以求减小对本族语的“暴力于涉＼ 第六章为论文的结束语。 总之，翻译处处体现了译者的干涉和参与，是译者发挥创造力的艺术结晶。创造性叛逆这一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