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即德性(古代)—知识即力量(权力[近代])—知识即功利(现代)’构成为西方思想发展的一条典型的路线。知识从古代的“德性”经过近代的“力量”(权力,power)的中介化过程，进而转向现代的“功利”原则,当今占主流的以技术理性为特征的西方“知识”即是权力的自我生产。这一路线可以作为检审“现代性危机”的一条思路。在古代,“知识即德性”构成为一个首要的特征。苏格拉底以“自知其无知”始来探讨知识问题,强调节制,即知识因为符合“德性”的要求而获得力量,人之力量(权力)受到德性(至善)的限制。此种知识/力量的类型在古希腊悲剧(《俄狄浦斯王》和《安提戈涅》)中的得以展现,神作为人的限度标明了人之力量的局限。在近代人们强调“知识即力量”。培根将知识作为人对自然实行统治的工具,知识不再需要达到目的“至善”的要求而本身就作为人获得力量的手段。这样一来,人之力量失去了限制,人变得无所不能甚至替代了神。而根据福柯的解读,近代知识型体现出的是知识与权力的相互作用关系,甚至是人对人统治的工具,正常人以制造疯癫而成为正常人,使得权力的生产和再生产继续下去。在现代,“知识即功利”构成为一个显著特征。强调知识要有效果,这正是用力量去创造合法性。泰勒对现代性有三个隐忧：个人主义、工具主义理性、“自由主义”。工具主义理性使得一切都回到功利性原则上来进行计算,甚至人的价值也是由其所能获得的效益来衡量,人物化沦为机器。通过对于现代政治浪漫派——罗蒂、施米特和施特劳斯的考察,可以了解到他们是在用强力来生产合法性,政治浪漫派滑落入了虚无主义。此一从“德性”到“功利”的下行之路使得知识与权力紧密结合,力量(权力)可以自己生产合法性,世界只能听从力量强大者的意志,这个问题在实际生活中如果恶化下去,对于一个民族的文化会带来极大的危害,使得文化失去了自身的精神内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