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自从有了人以后,人类社会就一直与贫困做斗争。特别是随着人类走向文明进步,社会对弱势群体正给予更多关注。当前我国正以恢弘气魄开展脱贫攻坚战,目标是2020年消除绝对贫困。显然,消除绝对贫困的脱贫攻坚战完成以后,对贫困的治理并不会结束,避免返贫是下一阶段的艰巨任务,治理相对贫困将是我国一项长期性的重要工程,这既是社会文明进步的必然,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追求公平的要求。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事实上贫困不同于饥饿,它本来就是一个相对而生的概念。沿着贫困成因理论、贫困治理理论两条理论线索进行分析,就业成为一个应当关注的焦点。基于对各派贫困成因理论的分析发现,贫困成因有许多,然而它们都通过就业发挥着作用,就业是贫困成因的汇聚地和总枢纽。通过对主要贫困治理理论观点间争论的分析可见,单纯依靠经济增长无法缩小收入差距,而政府对收入分配结果的强制纠正会影响效率,且不能根本解决问题,在传统贫困治理理论框架下,公平与效率似乎存在着难以解决的矛盾,而公平与效率又是财政扶贫在理论和实践中必然经常遇到、亟需解决的问题。因此必须在目前贫困治理理论基础上探求解决公平与效率难题、提高财政扶贫效率和效果的另外路径。马克思主义认为,劳动力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科斯定理提出,在交易成本为零时,产权的初始安排不影响资源配置实现帕累托最优。因此,如果我们遵循以人为本的发展思路,沿着科斯定理进一步推论,把福利经济学派政府对收入分配的干预由收入分配结果环节提前到收入分配起始环节即就业环节,关注处于生产和分配过程中的人,改善贫困劳动者的就业能力与机会,改善其进入生产过程的初始资源配置,进而通过社会自发的分配机制使其得到符合而非背离效率原则的收入提升,则找到了同时促进公平与效率的财政扶贫方式。一方面在理论上为从长期、根本上有效治理贫困探索了一条思路,避免财政扶贫通常具有的短期性、非稳定性;另一方面在财政扶贫实践遇到复杂取舍时,为实践决策提供基本理论遵循和方向指引。本文关注从成因上、根本上治理贫困,关注人本身的发展和公平与效率的统一,因此以就业作为研究视角。此外,在实践中我国的扶贫政策针对有劳动能力的人口,以贫困人口与贫困地区为主要目标,而我国90%以上的贫困人口在农村,本文据此界定研究范围,聚焦我国农村劳动力的贫困问题。本文以就业为视角探求解决农村贫困问题、提高财政扶贫成效的途径。归纳提出财政—就业—贫困传导机制;以此考察我国农村贫困和财政扶贫问题;构建计量模型测算分析数量经济关系,论证财政资金通过对就业的影响进而产生的减贫效应;最后,围绕改善就业提出相关财政扶贫措施建议。共分为八章:第一章为绪论,介绍选题背景和意义、研究内容方法与逻辑结构、可能的创新与不足;对相关基本概念进行讨论界定,尝试提出财政扶贫的较完整定义。第二章为国内外研究文献综述,归纳国内外学者关于减贫反贫、财政扶贫、劳动力就业方面的研究成果加以借鉴分析。第三章为理论分析框架,在对财政扶贫的必要性、基于就业角度研究财政扶贫的缘由与依据进行讨论之后,依据公共产品理论、凯恩斯主义、劳动就业理论等相关经济理论,分析提出财政—就业—贫困的影响效应传导机制,作为本文的理论基础。第四章为历史和现状描述,对我国农村财政扶贫的发展历程与特征、取得的成绩与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梳理归纳。第五章为问题成因分析,从财政—就业—贫困传导机制角度,分析现实中阻碍我国农村贫困问题解决、妨碍财政扶贫效果的因素,为财政有的放矢治理这些问题、提升财政扶贫成效做准备。第六章使用计量经济学方法构建多元回归模型和VAR模型,应用专业计算机软件EVIEWS7.0和STATA工具,重点研究了财政投入、就业状况、贫困（减贫）的数量关系。第七章为国外财政促进就业治理贫困经验考察,对发达国家的有益经验进行梳理借鉴。第八章政策启示与建议是未来我国农村财政扶贫的目标模式与路径选择,提出以促进就业为基点开展财政扶贫的思路与措施。本文的主要结论是:（1）沿着贫困成因和贫困治理两条理论线索进行分析,就业是贫困成因的枢纽,可以成为我们研究贫困和财政扶贫的一个视角;就业处于收入分配的起始环节,关注就业是解决财政扶贫必然遇到的公平与效率难题的重要途径。（2）财政—就业—贫困传导机制。财政影响就业,就业影响贫困。财政的公共产品、财政政策、财政体制对就业具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就业状况进而传导为贫困状况变化。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劳动力素质很大程度上是教育、培训、医疗等公共产品投入形成的产出,公共产品的数量、种类结构、地区配置结构极大地影响着劳动力素质和就业质量。一个经济体的就业吸纳能力高低,与其产业结构、财政政策密不可分,财政政策影响着就业容量。财政体制一方面决定着横向纵向财力的配置格局,决定了各方提供公共产品、实施财政政策的能力;另一方面,要素资源的自由流动是其优化配置的前提,一些财政体制、财政管理制度安排会影响到劳动力资源的自由流动与优化配置。这些就业数量、就业质量、资源配置状况与配置环境,进而传导为贫困状况的变化。（3）基于财政扶贫的发展历程与现状可见,我国财政扶贫在“政策—实践”交互影响的探索中前进,目前已取得了重要成绩,但在避免返贫、治理相对贫困、提高效率方面,仍有提升的空间。（4）基于财政—就业—贫困传导机制框架分析问题成因,我们发现,农村就业数量不足、就业质量不高、就业环境不利,妨碍了农村脱贫,影响了扶贫效果。诚然,这些就业问题是多方面因素造成的,有些因素的形成与财政不存在直接联系,有些因素的形成则与财政资源配置、财政政策导向等具有密切的关系。然而不论成因如何,根据财政—就业—贫困传导机制,财政都可以发挥治理功能。（5）实证分析表明,财政通过扩大就业容量、提高就业质量、改善就业环境能够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有效减轻贫困。并进一步证明均衡公共资源配置,提高人力资本投资均等化程度具有显著的改善农村就业质量、减轻农村贫困的效应,启示财政应当关注弱势群体,改善资源的初始配置状态。（6）政策含义与建议。本文的政策含义是:应当重视财政就业扶贫的作用。财政增加教育投入等有利于提高劳动者素质的公共产品供应、加强乡镇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以增强城市化就业吸纳力、实施对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税收优惠与补贴政策扶持、完善有利于资源配置均等化和要素自由流动的财政体制,应能取得较好的扶贫效果。主要措施建议:增加财政对教育等社会公共产品的投入,提高公共产品配置的地区均等化水平,关注人的发展与素质提升;调整预算投资结构,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向小城镇倾斜,促进均衡发展、公平发展,发挥就业带动作用;采取减税降费、财政补贴等措施,支持小企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在重视高新技术和大企业的同时,从国情出发重视就业容量,更加关注激发和释放社会活力;深化财政体制改革,实施配套改革,建立横向转移支付制度,制定全国基本公共服务保障标准,完善政绩考评体系,完善就业扶贫法律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