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社会竞争激烈,“内卷”趋势严重,人们生活中的压力也日渐加剧,又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们通过社交媒体来披露负面情绪以释放压力。适当地利用社交媒体披露负面情绪有助于维持心理健康,但人们往往对暴露自己私密的消极状态有所顾虑,因此在决策负面情绪披露时会权衡收益和隐私风险,如果披露带来的收益足够让人忽略潜在的隐私风险,就会愿意披露。社交媒体可以通过引导和保护用户借助自身平台释放负面情绪来与用户建立情感依赖,个人和社会团体也可以基于社交媒体负面情绪披露行为规律来运用社交媒体策略解决心理健康问题。因此研究社交媒体负面情绪披露行为对平台运营和管理、个人及社会心理健康建设都有重要指导意义。负面情绪披露是自我披露的一种特殊形式,它符合某些自我披露行为的规律,但也因负面情绪的情感色彩和敏感性质表现出不同之处。目前国内外关于社交媒体一般自我披露行为的研究成果较多,却鲜少针对性地探究负面情绪披露行为。已有少量情绪披露的实证研究也多为综合性探究,其中的潜在变量和影响路径不能很好地解释负面情绪特殊状态下的披露行为。且此类研究多从人际关系和心理需求的视角出发,而负面情绪具有隐私性,其披露决策必然涉及到隐私方面的考虑。针对负面情绪披露的研究目前仅考虑了单一层面的因素,对负面情绪的隐私特征和社交媒体的社会属性相关因素考察还有所欠缺,其所探究的负面情绪披露意愿影响路径也较为笼统,并未深入分析各潜在因素的具体作用方式。基于此,本研究首先对社交媒体负面情绪披露、自我披露等相关研究成果进行系统性的梳理和总结,基于当前研究缺陷提出研究主题并构思研究内容。以隐私计算理论为基本框架,在文献分析和访谈的基础上结合社会交换理论、使用与满足理论和沟通隐私管理理论,从社会、个体和平台三个层面出发,构建社交媒体用户负面情绪披露意愿的影响因素模型进行实证研究。通过问卷调查法收集到328份有效样本,运用结构方程模型的分析方法对测量模型和结构模型进行检验。结果显示,感知收益正向影响负面情绪披露意愿,感知隐私风险则反之。社会层面上,社会资本和社会交流对感知收益具有显著正向作用,且感知收益在二者与披露意愿之间呈完全中介作用。个体层面上,负面情绪表达需求正向影响感知收益而印象管理需求正向影响感知隐私风险,同时这两个需求也对披露意愿存在直接影响。此外,这两个需求还受到负面情绪强度和负面情绪调节能力的影响。平台层面上,隐私政策感知有效性和行业规范感知有效性负向影响感知隐私风险,感知隐私风险分别在二者与披露意愿之间呈完全中介和部分中介作用。最后,基于研究结论对平台运营管理、个人及社会心理健康建设两方面分别提出实践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