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幼师虐待幼儿、保姆虐待老年人案件频发,社会各界对此很是关注。《刑法修正案（九）》的出台,新增了“虐待被监护、看护人罪”,意味着即使犯罪人与被害人并非来自同一家庭,其虐待行为同样属于刑法规制的范畴,补足了此前虐待罪只能处罚家庭成员间虐待行为的短板,不仅是对社会各界期待的回应,同样给予了未成年人、老年人、患病的人、残疾人等社会弱势群体更加全面、有效的保护。虐待被监护、看护人罪的确立的确在保护幼儿、老人等人群方面取得了卓越成效,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虐待被监护、看护人罪无论是在定罪还是在量刑方面,均存在争议。通过对案例的整理、分析,笔者发现在司法实践中,仍存在无法准确区分“监护人”与“看护人”、“情节恶劣”的认定标准不明确、职业禁止措施的适用情况不理想等问题。只有更加深入的研究、分析,对有争议之处做出明确、合理的解释,才能更好地惩罚犯罪分子,保护已遭受虐待的社会弱势群体。关于虐待被监护、看护人罪的定罪方面,笔者从以下角度进行分析。首先,必须明确本罪的犯罪主体;其次,准确界定虐待行为,明确虐待行为的种类、性质以及虐待行为与其他暴力行为的区别;再次,明确“情节恶劣”的标准,何为情节恶劣,需综合虐待时间、损害后果等多种因素判断;然后,分析职业禁止制度与禁止令在本罪中的差别;最后,研究本罪的犯罪形态,即共同犯罪形态与停止形态。共同犯罪形态包括特殊身份者之间的共犯以及特殊身份者与无特殊身份者之间的共犯两个方面。停止形态包括犯罪的预备、未遂以及中止三个方面。关于虐待被监护、看护人罪的量刑方面,通过案例的整理以及相关数据的计算,笔者发现本罪有期徒刑的平均刑期低于法定刑中线,并且缓刑考验期偏短。关于职业禁止措施的适用同样不太理想,存在禁止期限选择少、禁止期限适用不规范等问题。另外,笔者使用SPSS数据分析软件对可能影响刑期的因素做了相关性分析,发现只有“是否取得被害人及其家属的谅解”这一因素对刑期有较大影响,而是否使用工具、虐待行为持续时间、被害人损害结果等因素对刑期几乎没有影响。最后,为了完善虐待被监护、看护人罪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笔者给出四个建议:一、出台相应司法解释;二、加强职业禁止措施在虐待被监护、看护人罪中的适用;三、针对虐待行为,制定专门法律;四、建立保护被虐待人的专门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