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稣会士在进入日本的最初30多年期间，对日本生活习俗的态度经历了两次大的转变。沙勿略刚来到日本时，对日本人的种种不符合基督教文化的习俗诸如身着华丽服饰等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但是他很快改换思维，努力迎合日本人，成功开创了日本传教事业，这是耶稣会士与日本文化刚接触时的第一次态度转变。随后的托雷斯与他的属下都遵照沙勿略的做法，并在更广泛的层面诸如坐轿、在教堂招待贵族等方面也延续这种适应精神。卡布拉尔通过易服改革以及贬低日本人和日本生活习俗否定了沙勿略确定的适应策略，引起了传教团内部的分歧和分化，新的巡察使范礼安在亲身深入了解日本特殊的生活习俗之后，对卡布拉尔的做法进行了批评，并召开几次协商会上重点讨论适应日本生活方式的问题；同时也制定了以“适应”为基本精神的《日本礼法指要》，这是耶稣会士在面临发展瓶颈时的第二次态度转变。耶稣会士之所以要适应日本的生活习俗，跟他们所处的政治和文化环境给他们的压力有关，也跟早期基督教的遗留下来的精神资源以及耶稣会的宗旨有关。耶稣会士适应日本的生活习俗，是一种为了生存以及达到传教目标的策略，是对异族文化不得已的宽容与妥协，它具有三个明显的特征：非普遍适用性；非创新性以及非平等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