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信业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国家支柱产业,由于其自初始就具有天然的垄断性,无论其市场格局如何分布,每个电信企业无不面临做大做强的压力和动力。在电信企业由弱变强或者受到政府规制,抑或被拆分或者被合并的过程中,政府的意志和战略布局都是决定其进行本质性改变的决定力量。而作为政府来讲,对于电信业等重要产业的规制,事实上是根据不同历史时期国际和国内的社会发展情况所决定的,规制的最终目的一方面是建立起强大的国家产业,从而增强国民经济的实力;另一方面还要让这一产业最终为广大消费者服务,以最大化改善社会的福利。　　 本文共分四个部分。第二章主要从理论角度介绍了各种主流的规制理论;第三章主要分析了电信业改革的大环境和重要性,引出电信改革的重要部分即政府规制;第四章主要介绍了目前国际上比较典型的三个国家的三种政府规制情况;第五章主要分析了我国电信业存在的问题和由此提出的建议。　　 第一章导论,阐述了研究的主题,对于中国的电信业的政府规制来讲,其主要使命一方面是建立起强大的国家产业,从而增强国民经济的实力;另一方面还要最大化地使这一产业最终为广大消费者服务,以最大化改善社会的普遍福利;在研究的理论及实践意义部分,回顾了中国电信业发展的历史,提出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政府规制者需要充分研究如何调配现有的资源,并利用政府强大的支撑作用,使中国电信业的高速发展再续辉煌;在研究方法和文章结构部分,采取理论分析、实证研究、比较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借鉴国外发达国家的电信市场政府规制发展经验和不同时期政府规制的政策及其所起到的效果,对比分析我国电信业的发展状况,凸现出我国现阶段电信业规制的不足之处;最后归纳总结出主要结论,在新一轮的电信重组之后,分析各个运营商的机会与竞争格局,分析与之相应的政府规制政策,分析现存政府规制的缺陷,提出了在新形势下中国电信运营业政府规制的建议,希望可以为中国电信业的改革提供借鉴意义。　　 第二章中国电信运营业重组规制的理论分析。首先介绍了政府规制的定义、内涵和政府规制所要达到的主要目的,并介绍了政府规制通常有广义和狭义之分,而本文主要集中探讨狭义的政府规制即经济性规制的理论。接下来比较系统地介绍了国际上主要的政府规制理论,包括自然垄断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公共利益规制理论、规制俘虏理论、新规制经济理论和激励性规制经济理论;在这一部分的理论分析中,除了介绍这些理论的创立和由来,而且分析了这些理论可能存在的缺陷和可能出现的诸种情况;进而集中在狭义的规制理论即经济性规制理论,对电信运营业的政府规制目标、主要内容和措施进行了介绍和分析,介绍了政府规制的5项主要基本措施,包括进入和退出规制、数量规制、普遍服务规制、设备规制和价格规制,并指出目前电信运营业的政府规制政策主要集中在进入规制(实际包含了数量规制)、普遍服务规制和价格规制等三种主要手段。　　 第三章中国电信运营业重组后的政府规制。由于中国的政府规制机构不但承担着国外规制机构的通常使命,同时还肩负着帮助中国电信企业健康发展并增强其国际竞争力和企业财务实力的双重目标。所以必须首先去研究中国电信业政府规制的主体一中国电信业(主要研究对象为中国电信运营业即通常所说的基础电信运营商或电信运营商)。本文从WTO对中国电信业的挑战入手,对现阶段所要进行政府规制的主体—中国电信业进行分析,首先介绍了中国电信业的发展历史,并介绍了WTO条款对中国电信业的严格要求,包括全球基础电信市场开放情况、各服务分部门的具体开放承诺情况和基础电信协议签订的结果,这是我国电信市场开发的总时间表和总的挑战内容,接下来分别细化地分析中国电信运营业和中国电信设备制造业进入WTO后面临的挑战和机遇,得出中国电信运营业挑战大于机遇而中国电信设备制造业却是机遇大于挑战的结论。进而进一步重点介绍了在此大环境之下中国电信运营业开放的现实情况;继而深入分析中国电信运营业现有的竞争合作格局,分别从重组后三家运营商的实力分析、重组后三大运营商的3G发展预期、重组后中国基础电信运营市场的机会等几个方面分析重组后政府规制所要面对的主体情况;进而提出了重组后中国政府对电信运营业的规制要点,包括引入非对称管制、加大电信市场监管力度以及推进TD-SCDMA技术的快速应用等措施。　　 第四章国外电信运营业的政府规制。主要对世界上比较典型的三个国家(美国、英国和日本)对电信行业的政府规制进行了介绍和分析,美国是发明电话的国家,一直引领世界电信发展的潮流,但其市场从开始就是私有的;英国是目前电信发展非常先进的国家,继而凭借欧盟较为统一的规制策略,对世界电信规制的发展起到重要的引领意义;而日本与我国的发展情况非常类似,都是以国有为主,并以政府直接监管为主;这三个国家的政府规制对我国的政府规制有着较强的借鉴意义。对于每个国家的政府规制政策,首先介绍了这些国家政府规制的发展历程与规制机构;进而分别对这三个国家政府规制政策的进入机制、互连互通机制、资费制定机制和普遍服务机制四个方面进行对比介绍;最后分别根据这些国家政府规制机构所发布的战略规划,分析其规制政策的发展趋势,以此作为我国政府规制发展的借鉴。并提出这些国家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电信立法先行,为电信业的政府规制政策奠定法律基础;另一个特点都是把消费者利益最大化做为政府规制机构的最终目标。　　 第五章重组后电信运营业的政府规制:存在的问题及政策建议。首先分析了在重组之前,我国电信业存在的问题和由此引申出的电信规制方面的弊端,主要包括电信规制明显落后于电信业的高速发展、电信的规制缺乏法律基础、电信产业政企不分、运营商与规制机构之间的政策博弈缺乏透明度和机制、对运营商的约束和激励不对称、需要适应新形势的普遍服务政策等六个方面。这些弊端根源在于我国特殊的历史环境所造成的问题,改革电信机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需要自上而下的全方位的改革。对于现存的状况,提出了一些可行的建议,首先要加速电信立法,给电信业政府规制提供一个健康的法律基础,同时在电信法的基础上建议一个独立和中立的规制机构,使之可以逐步剥离不应由其承担的职能,从而把规制的最终目的聚焦在为社会福利最大化上面;改革规制政策制定程序,把政策制定公开化、公正化、充分考虑消费者利益;实现电信企业的政企分开,使政府规制机构与企业脱钩,各司其职;呼吁放松进入管制,这是国际电信业政府规制的大趋势,欧盟和美国等发达国家做得比较先进,是我们学习和参考的对象;制定公平透明的互联互通政策,使电信运营商充分发挥竞争潜力;反对不正当竞争,为电信业的健康发展营造一个公平的环境。　　 我国经过多次的电信重组,每次重组都实质上投入了巨额成本,涉及巨额资本、大量人员、复杂的竞争结构和深远的社会影响,随之而来的政府规制则是对重组改革目标进一步实现所必不可少的手段。在新一轮的电信重组之后,分析各个运营商的机会与竞争格局,分析与之相应的政府规制政策,可以为中国电信业的改革提供理论和实践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