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科技的进步,人类对自然界的征服取得了一个又一个重大的胜利。但与此同时,科技的副作用也日益突显,它正转过来惩罚人类,人们正在为自己的成就付出代价。各种风险层出不穷,社会生活险象环生。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人类已步入了“风险社会”的时代。“风险”成为人类存在的方式,它是人类的宿命,研究风险具有重大的意义。对风险的研究,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两大学派:一派持现实主义观点,认为风险真实存在;另一派持建构主义观点,认为风险虽然存在,但却主要是一种话语互动、意义斗争的产物,是被建构起来的现象。在建构主义的理论大旗下,又有三种理论视角:一为“文化象征”论,二为“风险社会”论,三为“规训统治”论。其中以乌尔里希·贝克和安东尼·吉登斯所阐发的“风险社会”论影响最大。传媒在风险社会中发挥着关键的作用。一方面,风险的呈现和感知主要是由传媒完成的,风险社会中传媒的功能主要有预警风险、化解风险、风险教育、选择风险、制造风险等;另一方面,由于现代媒介是高科技的产物,媒介系统处于社会结构之中,所以媒介自身也隐藏着巨大的风险,主要表现为媒介科技风险、媒介信息与文化风险、媒介舆论风险、媒介道德风险等四个方面。当然,针对中国传媒来说,它还面临自身特有的风险,一为信任风险,二为竞争风险。当前中国的一大政治目标就是要建设和谐社会。对于传媒人来讲,就是要正确认识风险、传媒、与和谐社会的关系。要完善传媒功能、治理社会风险,根本的出路在于制度创新,在于对公平正义的追求,传媒要做政治变革的推动者、社会关系的协调者、司法公正的监督者、先进文化的倡导者。政府要能对社会风险进行有效控制,要完善社会风险管理体系,提高风险应对能力。只有在全社会当中形成一种正确的风险意识,和谐社会才有可能最终建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