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相似的主题,莫言的《天堂蒜薹之歌》(1988)被广泛认为是中国版约翰·斯坦贝克的《愤怒的葡萄》(1939)。作为两部聚焦底层叙事的现实主义小说,它们都深深扎根于现实的矛盾之中,却又将其转化为一种具有超越性和普遍性的审美力量。二者都继承了现实主义小说的文学传统,但又以不同的方式使其成为一种创新的叙事形式。他们真正意义上最相通的特征应该是其对固有社会事件的再创造。本文将研究的对象聚焦于两部小说的文学性的生成,以叙事学的方法分析两部小说中底层叙事的特点,探讨其底层叙事的共通性,重新审视两部小说的文学价值。首先,通过插入章节、预述、闪回等不同的非线性叙事手法,两部小说解构了社会事件本身固有的元素和逻辑,创造了一种审美真实,构建了叙事的多重空间,隐含了大环境下主角悲剧命运的必然性和不可逃避性。其次,通过考察小说中被人格化的土地、动物和作物与人物的平行叙事关系,及女性角色对男性角色的地位反转,本文认为两部小说因此得以成为全面的底层叙事,展现了对人类中心主义和父权社会的颠覆意识,并为小说赋予了生态主义叙事的意味。第三,通过对两部小说中的后现代性叙事因素的检视,本文发现小说刻意模糊了现实与虚构、反抗与从属的界限。小说主角展现非典型性、缺陷性及其淡薄的反抗意识,反而强调了两部小说的超越性,使其不仅是针对单一特定社会事件的政治批判或历史记录,更是对文化的批判以及对人性的审视,从而使两本小说成为其各自时代的底层群像。借助平行研究,两部小说可以互相启发,既从各自的研究中借鉴新的研究视角,也能彼此此前未能认识到的叙事特点。对两部小说文学性的探究能够打破底层叙事标签带来的意识形态桎梏和文学性偏见,从而使得《天堂蒜薹之歌》的创新性和《愤怒的葡萄》中隐含的超越其时代的后现代意识也能获得应得的肯定。此外,本文还将阐释小说中建构的底层空间和叙事主体的关系,同时也期待成为叙事主题学方法的一次文本研究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