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2025》行动纲领指出,要将绿色发展作为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战略路径,通过培育节能环保技术,开发绿色创新产品,构建高效、清洁、低碳、循环的绿色制造体系。绿色创新能够有效调和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尖锐矛盾,是支撑中国制造业实现绿色发展的核心技术力量。目前,为激发制造业企业绿色创新活力,改善企业绿色创新绩效,形成支撑制造业绿色发展的制度驱动力,我国已初步建成以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为主,以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为辅的环境规制政策体系。然而,现有研究仅从绿色创新数量角度对环境规制政策的制度效能展开评价与讨论,忽视了中国转型经济背景下,企业创新活动存在专利泡沫、创新假象以及研发粉饰等创新质量不足的客观现实。对绿色创新质量的忽视,不仅会夸大现行环境规制政策的有效性,阻碍制度变革与制度发展,同时也难以从体制机制角度揭示企业绿色创新质量不足的制度前因。为此,本文基于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绿色创新专利数据,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了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与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企业策略性绿色创新的影响,考察两类环境规制所传递的“政策激励”与“合规压力”是否成为企业开展策略性绿色创新活动的制度诱因。与此同时,考虑中国转型经济情境下,政企关系的特殊存在,将政企关系引入“环境规制—策略性绿色创新”的研究框架,探究政企关系影响环境规制政策效应的内在逻辑。研究结果显示:首先,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与策略性绿色创新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伴随环境规制力度的增强,企业的策略性绿色创新呈现先增后降的变动规律。这表明在环境规制力度一定的条件下,企业存在以策略性绿色创新捕获制度合法性的现象,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成为企业开展策略性绿色创新的制度诱因。其次,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策略性绿色创新存在规制效应,其能够通过经济激励与成本约束的市场手段影响企业的战略选择,压缩企业利用策略性绿色创新获取制度收益的空间。再者,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与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的政策组合能够发挥对策略性绿色创新的协同治理效果,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的强制性特征与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的灵活性特征能够实现有效中和,为规范企业的绿色创新行为提供了有效政策支持。最后,在不同的政策安排中,政企关系对环境政策执行效果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政企关系正向调节了命令控制型环境政策与策略性绿色创新间的倒U型关系,促使二者间倒U型关系的拐点将向左移动;同时,政企关系也弱化了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策略性绿色创新的规制效果。本文的研究贡献在于:第一,从策略性绿色创新视角,拓展和丰富了环境规制政策有效性的研究,为提升环境规制制度效能,完善生态文明制度建设体系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与经验证据。第二,从环境规制视角,识别了企业策略性绿色创新的触发机制与制度诱因,为改善企业绿色创新质量,推动制造业绿色发展提供理论参考。第三,通过考察政企关系在不同环境政策中所表现的工具主义逻辑及亲社会动机,揭示了转型经济情境下政企关系的战略价值,丰富和补充了资源依赖理论的相关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