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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君毅在自觉地融会中西哲学的基础上,致力于传统哲学的承续发扬和返本开新。唐氏的政治哲学主张本乎中国文化主体精神以创造性的摄取西学,强调由心性之学挺立道德实践主体,挺立政治上的政治主体和知识界的认识主体。唐氏的政治哲学与他的形上学、人性论、道德论一贯相连。唐氏一生都试图通过对儒学的重新诠释将西方的自由理念和民主政治包容于其哲学体系之中。
第一章:道德自我
本章主要阐述唐氏的个人观。本章准备围绕唐氏的心路历程,揭示唐氏对人的基本设定是一道德人,道德理性为人类文化活动的基础。
唐氏自哲学观定型之后,一生哲学的发展,就主要是围绕着道德自我这一中心观念进行的。在唐氏的视域中,人先天地是一德性的存有。道德生活之本质为自觉的自己支配自己,以超越实现自我。道德自我的形上根源是心之本体。心之本体是道德本体,同时也是认识本体。人类一切文化活动,包括政治活动、经济活动在内,均统属于一道德自我或精神自我、超越自我,而为其分殊之表现。道德性内在于一切普遍性文化理想、文化活动中,是文化活动的基础和根源。心灵本身有着一种不断超越的本性。人生的最高境界为实现了主客、天人、人我之完美统一的无限圆满的天德流行境界。唐氏相信,儒家的成德之教是人类文明最终极意义的安身立命之所。
第二章:政治、组织与国家
本章主要阐述唐氏的社群观,揭示唐氏对社会团体、国家理性基础,以及对国家的起源、目的和政府之理念等的理解。
道德理性是人的根本属性,是人的所有思想和行为的出发点和根据,也是社会政治的出发点和根基。在唐氏看来,人类的政治活动根于人的道德理性,同受一道德自我的主宰,表现道德价值。权力欲不能脱离超越的道德自我而存在,而是为道德自我的意识所贯注。隶属于道德理性和人文精神的政治只是居于一定的限定性的地位。政治不能直接实现人生文化价值,只能在保障人生文化价值的实现上,间接地实现人生文化价值。
唐氏认为,社会政治团体是人在精神实体的共同基础上,为实现公共目的而建立的组织。人类社会公共组织存在的根据,在于人有为公共目的而孳生的精神意识。不同精神表现形成不同团体。在唐氏看来,国家是理性自我客观化的表现,是统率此社会中各种团体之团体。国家是高于社会团体的概念,它居于其它社会组织之上,使各种团体间之活动目标相互配合统一。国家要通过政治活动透入各个团体和个体的行为与目的,修正限制与协调彼此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从其内部融合贯通各个团体的活动。国家和一般社会团体的关系,从人的精神内在的根源看,就是统一的理性与各种特殊的理性活动的关系。
唐君毅把政府、人民、主权、土地视为国家的基本要素。人民为国家之基础。政府是人民建立国家时发生的,是国家中一部分人民依一定政治制度组织,从事治理国家的行政团体。政府没有独立的理念,政府理念包含于国家之中。人必顺着对他国的道德义务,而求国际和平、国际的文化合作,以至建立超国家的天下国家。人不当只有爱国的情怀,还当有天下一家的情怀。
第三章:民主政制。唐氏以人的超越自我、道德理性为政治的基础,必然肯定民主制度。在唐氏看来,保障人民之权利、规定政府之权力之限制、政府中人物之如何进退更迭之立宪的民主政治,是依理性而必然当有的。在民主政治下人民才真正成了政治上的主体,其政治地位在原则上与执政者是平等的。人民和执政者在民主体制下,都能成为做肯定全面人生文化价值之事的人,积极保证社会人文世界的发展。民主的最根本的基础应当在于人的道德理性。
民主制度优于君主专制和贵族政制。民主政制下,人人的权力欲可以互相限制。唐氏并不认为民主制度下的政治是最完善的政治。民主制度可为人争权之私欲所利用;民主的实践有内在的矛盾困难。民主政制与中国传统的礼治、人治、德治相结合,才能有理想的民主政治。
中国文化中未产生民主制度,但有民主精神。在唐君毅看来,自由的最高境界还是儒家的精神,儒家自由精神不仅涵盖西方自由理论,而且在境界上要高于西方。西方近代所谓的平等是人与人的社会平等、政治平等,而中国文化中却富有道德平等的精神。儒家人性论涵育的自由与平等精神,与西方民主政治精神相通,可以作为中国现代民主的精神基础。中国文化的缺点在于未能多途的发展,未来的中国文化应该吸收西方文化的精神,做到尽量的多途发展。唐氏认为用民主宪政制度来取代君主制度,是中国文化中的道德精神自身发展的必然要求。
第四章唐君毅政治哲学的比较分析
本章从整体上对唐氏的政治哲学进行省察,将其政治哲学与其它新儒家的代表人物、西方古典自由主义、社群主义进行比较,进一步分析唐氏政治哲学的总体特征,揭示唐氏政治哲学存在的内在问题和其意义。
唐君毅的政治哲学对中国文化拥有民主所需要的人性基础进行了很好的证明。但唐氏的理论更多的是基于对永恒的道德理性普遍性的信念,是一种慎独、内省的伦理。在根本的意义上,唐君毅的政治与道德是异质的、断裂的。唐君毅的政治哲学在关注其给人们带来的内在利益时,却漠视甚至试图消解人们对外在利益的追求。唐君毅的道德自我、道德理性是一种绝对意义上的道德,只能存在于个人的私领域,不能直接变成政治实践的动力与诉求的原则。政治美德和社会正义应由言说的公共领域产生,而不能成为个人内在良知的直接体现。唐君毅的哲学需要超越其慎独、内省的“私人伦理”特性,由“独自的伦理”或“交融的伦理”,转变成为“交谈的伦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