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入WTO以来,中国凭借“人口红利”与自然资源方面的优势以及对先进技术的模仿,积极参与国际价值链分工体系,培育了以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为主的国际竞争优势,对外贸易也在短时间内实现了飞跃式发展。但随着国际市场新一轮产业变革的展开,中国制造业正在面临着传统资源优势弱化、要素成本上升、技术创新驱动不足的严峻挑战。在此情形下,提升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摆脱以往“唯价取胜”观念导致的出口产品附加值偏低的状况,突破全球价值链的低端锁定,成为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在助推中国制造业由大转强发展的道路上,以数字化知识和信息技术手段为载体的数字经济,正是促进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的新动能,为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同时,各类平台经济、个性化定制与服务等新商业模式的涌现,很大程度上促使企业改变原有的价值创造模式,提高制造业技术创新水平与生产效率,从而有效提升制造业附加值与核心竞争力。因此,探究数字经济发展对中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与内在机制有着重要意义。本文在理论机制与发展现状分析的基础上,选取中国30个省（除西藏）2011-2020年的样本数据作为分析对象,基于各省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视角,探究数字经济对中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升级的影响。首先,本文通过梳理文献厘清数字经济影响中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内在逻辑与作用机制,发现数字经济能够通过技术创新效应、成本节约效应两方面影响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其次,本文利用熵值法从数字基础设施、数字技术应用、数字生产服务和数字创新能力这四个层面构建省际数字经济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测算出各省份的数字经济发展指数。最后,利用省际面板数据构建面板计量模型,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对数字经济影响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进行实证检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显著影响中国省级出口技术复杂度,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是激发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的重要因素;机制检验表明,技术创新能力在数字经济影响出口技术复杂度的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分行业与地区的异质性检验表明,数字经济对不同行业层次的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有着显著差异性,数字经济发展对资本、技术要素密集型制造业行业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对前者作用大于后者,对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则无显著影响;相较中部和西部地区,我国东部地区的数字经济影响效应更大。因此,应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优化数字经济发展环境;加大科研投入和政策优惠力度,激发技术创新活力;促进传统要素密集型产业与数字经济融合,科学合理推进制造业数字化;发挥产业标杆的示范引领效应,推动区域协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