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铁路作为一种低能耗、低污染的交通工具,其快捷、舒适的特点,已被广大学者、媒体、企业家所看好。近年来,随着国家综合实力的增强和国民休闲度假需求的上升,高速铁路在我国发展迅速。京广高铁、哈大高铁的相继竣工,中国已全面进入高铁时代。高速铁路引起的出行范围扩大化,出行方式多元化,必将引起国民生活方式的变革。古往今来,对任何变革的研究都离不开“人”这个核心主体,城市居民依托大城市拥有便利的交通,基于快节奏生活具有更大的压力,对旅游的需求更为迫切,较充裕的可支配收入使其旅游需求更容易转变为现实。因此,城市居民在旅游消费中占有巨大作用。本研究选取城市居民这一重要群体为研究对象,探究其选乘高铁出游的行为意向形成规律。实证案例选取长沙市居民展开研究。研究从动机、选乘阻碍、阻碍协商策略和自我效能等方面探究城市居民选乘高铁出游的内在作用机理,试图理顺影响城市居民选乘高铁出游的动机、选乘阻碍因素、阻碍协商策略与行为意向间的关系；将居民处理选乘阻碍的自我效能作为控制变量,探究不同自我效能的居民在选乘决策上的差异性。首先,对文章研究对象进行界定,对选乘动机、选乘阻碍、阻碍协商策略、行为意向等理论进行文献综述；其次,通过文献综述和居民访谈设计研究量表,形成初步研究模型；接着,大规模发放问卷,整理数据,细化研究模型提出研究假设；然后运用SPSS17.0和AMOS17.0进行数据分析和假设验证。研究发现长沙市居民选乘高铁出游的动机主要是快捷和舒适,通过理顺选乘动机、阻碍、阻碍协商测量与行为意向间的关系,发现选乘意向的形成主要有两条路径,一是直接通过强烈的快捷动机形成行为意向；另一条是基于快捷和舒适动机,判断选乘阻碍,随后采取阻碍协商策略,最后形成行为意向。同时将居民处理选乘阻碍的自我效能作为控制变量,发现高自我效能组和低自我效能组在结构模型上存在差异：高自我效能组决策倾向于考虑多方因素(如舒适、快捷、各种阻碍因素等),决策偏理性；而低自我效能组具有很强的目的性,看重高铁的快捷,选择过程中若有阻碍因素发生,可能直接终止选乘行为,选择更偏于感性。这是因为高自我效能组人群对自身能力比较自信,能对阻碍选乘高铁的因素进行很好控制,因此选择更偏理性；而低自我效能组人群由于对各种情况不能很好控制,很容易受阻碍因素影响而放弃选乘高铁。此外,通过分析样本人口统计学特征,发现有无乘坐高铁的经历、文化程度、年龄、职业、收入在高铁选乘意向上差异显著。根据实证研究结果,针对铁路总公司、旅游相关企业和政府管理部门提出了相关管理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