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齐鲁大学的教育转型为切入点,考察齐鲁大学在1920年以后所发生的多方面的变化和改革。概而言之,这些变化和改革可以总结为三个面向,即中国化、学术化、社会化。中国化是指齐鲁大学在教学管理方面所体现出的中国化倾向,如课程设置的中国化,管理队伍的中国化,经费来源的中国化,教育制度的中国化等。学术化是指齐鲁大学在1920年代所发展出的重视学术研究的趋向。社会化是指齐鲁大学在教育功能上的社会服务意识与实践明显增强,成为其教育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围绕这三个方面考察齐鲁大学教育转型在实践层面的表现及发展历程,并分析其转型的原因和特征,总结其影响。全文分绪论、正文七章、结语等部分。绪论概述了选题的缘由和意义,回顾了齐鲁大学的研究状况,叙述研究的思路、方法和创新点,说明本课题研究的史料来源和理论依据。正文七章主要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第一、章,主要探究齐鲁大学的办学历史及早期的办学模式。第二部分为第三、四、五章,主要从中国化、学术化和社会化三个方面探讨齐鲁大学教育转型与发展的具体表现。第三部分为第六、七章,着重分析齐鲁大学教育转型的原因、特点及影响。结语部分总结本文主旨,发表作者对该问题的认识。齐鲁大学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1864年由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狄考文夫妇在山东登州创办的蒙养学堂。这所学堂于1884年发展成大学层次的教育机构。与此同时,英国浸礼会在青州创办的男童学校也发展提高,于1886年设立了大学班,名曰广德书院。1904年,这两所学校在潍县合并,组成广文大学,这就是齐鲁大学文理科的前身。齐大的医科和神科最初也是由分散在山东各地的规模较小的教会学校合并而成的。齐鲁大学早期的办学模式具有鲜明的西方化色彩。在教育目标上置重基督教的影响和传播,在教育制度上移植西方化的模式,在师资配置上以西方传教士为主导,在课程上注重西学和基督教,在校园文化上力求营造西方化氛围,所培养的毕业生多为教会系统服务,学校与政府及地方社会很少接触,成为一个迥异与中国教育体系的“学术飞地”。这种办学模式一方面是受基督教教育目标所决定的；另一方面,处于改革中的近代中国对教会学校培养的具有西学知识的毕业生有较大的需求,一定程度上有利于西方化的办学模式长期存在。1920年以后,齐鲁大学在办学模式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教育目标已经不单单为培养基督徒,而同时主动为中国培养各类专业人才；在课程设置上加强其实用性,特别增开了各种职业课程；在管理队伍和师资构成中中国人的比重增多,并超过了西方人的数量；在教育制度上肯定并采用了中国的教育制度；在办学经费上,来自中国方面的数量也日益增多。总体上看,办学模式呈现中国化的转向。学术化也是齐鲁大学在1920年以后教育转型的一个面向。本文第四章主要以齐鲁大学的国学研究为个案,梳理齐鲁大学国学研究的发展历史,考察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的建立及国学研究工作所取得的成就。齐鲁大学教育转型的第三个面向是社会化。在社会化的进程中,宗教活动由全校性活动收缩为基督徒学生的“内部活动”,学校氛围呈现多元文化的布局。学校突破了封闭的藩篱,走向中国社会,参与中国的发展和建设。学生爱国活动此起彼伏,体现出基督教学校学生火热的中国心,爱国主义成为校园文化的主题之一。齐鲁大学教育转型体现出三个特点,其一,齐鲁大学逐渐抛弃了完全西化的办学模式,融合了中国化的元素,发展为中西融合的办学模式：其二,学校由一所灌输基督教信条的大学变为一所以人格培养和追求真理为价值取向的大学；其三,学校由一所功能单一的大学发展为一所功能多元的、服务中国社会的大学。齐鲁大学教育转型的原因,首先是受世界范围内基督教大学的世俗化潮流的影响；其次,五四前后的各类教育思潮及此后以非基督教运动为开端的民族运动推动了基督教大学的教育转型；其三,中国基督教的本色化探索推动了基督教大学的本色化进程；最后,自由派神学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为基督教教育增添新的活力,特别是具有自由派思想的传教士的增加推动了教育事业的转型与发展。齐鲁大学的教育转型改变了其教育功能的单一性特点,使其具备了学术研究、社会服务等更多的功能,同时提高了教育的影响力；教育转型增强了教育活力,为近代中国培养了更多专业技术人才；教育转型对基督教差会造成了更大的经济负担,为中国的基督教三自事业提供了历史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