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1936年间,三位内地会女传教士(盖群英、冯贵珠、冯贵石)在甘新大道沿线巡回布道、建立传教站,与当地人密切相处、产生对话,并留存了类似人类学者田野调查日记一般详实的大量记载。本文就是以她们的日记、书信、所发表的文章、自述传记等写作文本为主要依据,观察她们眼中的甘新大道沿线社会和人群。另一方面,笔者还注意到同时期很多考察家、探险者所写的西北旅行笔记和回忆录,并将它们与地方史志、本地档案和资料结合互证,同样作为分析、研究该时期甘新区域社会的文献依据。于是,通过对这些中西文文献和多视角的参照、对比,本文的研究选取了偏重该区域下层社会历史的眼光。传教士的“在”场,不仅包括她们对当地社会的所见所闻所感,也表现为她们与当地人的交往和相互影响。三位女传教士既是观察者,又是行动者。由此,本文以传教士为切入点,将其进入本地社会的过程比喻为异体“植入本地土壤的实验”。笔者的研究目的在于考察该时期当地多元族群和民众的特性、以及传教士与之形成的关系和互动。首先,在甘新大道沿线的多元背景下,当地民众生活和习俗的矛盾之处在于开放和封闭、宽容和执拗、热情和乏味。其次,在二三十年代,当地民众处于动荡的社会环境中,其普遍的精神世界缺乏滋养而亟待改变；同时,当地社会也在孕育文化更新的条件及可能。再次,在当地基层地方社会,军方以暴力方式成为绝对的强势力量,而当地官、绅、商和宗教领袖却处于前者与草根民众之间,难以发挥自身更大的社会影响力。基于此,三位传教士形成了本地化的接近策略和处境化的布道方式。其一,她们利用当地的环境频繁且适当地出现在人们面前,再通过当地人的好奇心和各种连带关系,建立自己的社交网络。其二,她们积极与本地多元族群及其信仰之间对话,彼此产生影响。其三,传教站属于当地社会的自主团体,不仅具有社会服务功能,还发挥着伦理方面的作用。故而,三位女传教士不仅在甘新大道沿线地区进行着跨文化的交流,而且有可能从地方权力网络的限制中开拓自己的活动空间。综上所述,本文以三位传教士的记录为中心,观察、认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甘新大道沿线社会的多种面向。若能将当地社会和民众的实际状况动态地再现于纸上,并以传教士的“异体”角度探索当时这种独特的跨文化交流和当地文化的困境及变数,便是本文研究的目的和意义、贡献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