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世界贸易竞争的加剧,美国联合欧洲等国对我国建立起了高大的科学技术壁垒,中兴华为等我国优秀的企业纷纷受到了专利壁垒的遏制,提高我国自主创新能力变得尤为重要。财税政策是国家扶持企业增强创新能力的主要手段,与创新能力相对应的重要指标就是企业的R＆D投资（Research and development,以下简称R＆D）,财税政策主要通过影响企业的R＆D投资进而提高企业整体创新能力。财税政策创新激励的效果不光受企业内部因素的制约,同时也离不开外部环境的影响。企业在面对不同的的经济教育环境时,财税政策的促进效果势必产生异质性。从理论角度,虽然学者对企业因素如何影响创新财税政策效果已经进行了丰富的研究,但是对宏观环境调节政策效果的研究却十分缺乏。2019年国务院规划纲要提出“创新发展需要区域的抱团发展模式”。在这个大背景下,研究不同城市群财税政策激励效果差异以及各自宏观环境对政策效果的调节关系变得格外重要,这对当下的中国具备了理论和实际的意义。本文采用实证研究和比较研究的方法,选取2013至2018年2028家上市企业补贴和退税政策作为财税政策衡量指标,运用面板数据分析和广义矩阵法（generalized method of moments,以下简称GMM）实证检验补贴和退税政策对不同区域企业R＆D投资的直接影响以及区域异质性对财税政策影响研发投入效果的调节作用。本文选取人均GDP、受高等教育人群比例和是否为高能级城市作为经济发展、高等教育水平及城市差别的宏观变量,采用相关性检验和GMM面板分析法避免多重共线性和内生性问题,实证检验区域异质性对财税政策与企业R＆D投资关系的调节效应。本文根据公司所属注册地归属上市企业的属地原则,从全部样本从挑选位于京津冀、珠三角和长三角三个城市群的上市企业,实证检验三个城市群财税政策对企业R＆D投资的影响差异性以及区域异质性对财税政策与企业R＆D投资关系的调节效应差异性。实证结果表明:第一,比较三个城市群的财税政策效果差异,珠三角地区的政府补贴对R＆D投资的促进作用最高,其次是京津冀地区和长三角地区,而税收优惠政策系数则是珠三角地区最高。第二,宏观因素对企业R＆D投资影响的实证中,人均GDP和受高等教育比的上升都会促进该地区的企业的R＆D投资,而政府收入和人均教育年限的上升则会抑制R＆D投资。第三,宏观变量对补贴政策促进效果的调节作用具有区域异质性。地区受高等教育水平上升会正向调节政府补贴效果。位于珠三角地区的企业,受高等教育人群比推动的补贴效率上升,产生的调节效应显著高于长三角和京津冀地区。经济水平的上升同样会增强政府补贴促进效果,但是经济发展水平对补贴政策与企业研发投入调节效应有减弱的趋势,京津冀地区的调节效应减弱趋势显著低于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第四,高能级的城市会推动政府补贴的促进效果,而在税收减免上则无显著影响。本文有两个主要创新点:第一,不同于传统主要考察企业因素对财税政策和R＆D投资影响的文献,本文将企业所在区域宏观因素的变化纳入研究框架,系统研究了不同宏观因素的变化对企业R＆D投资和财税政策效果的影响,并采用了GMM模型和数据滞后来去除内生性。第二,区别于传统以方位为区域划分的异质性研究,本文以主要城市群经济带为划分,归为京津冀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和长三角城市群。在城市群视角下,研究宏观因素对补贴和退税政策与企业R＆D投资关系的调节效应,并解释产生调节效应差异的原因。依据当下中国的经济发展情况,以地理文化相近的带状经济区域即城市群为划分依据无疑更加符合区域的特质。同时这种划分也积极响应了国家发展背景,为研究区域抱团发展方向做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