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乡村社会，是一个剧烈动荡的社会。倘若考察这一阶段的革命运动和嬗变轨迹，不仅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乡村社会在革命运动影响下的秩序整合与重塑，而且可望为考察国家政权与民众心态的互动关系提供新的视角。 民国时期的中国乡村社会存在三个具有普遍性的重要问题，即如何消除灾荒、匪患以及社会贫富的分化，稳定乡村社会秩序；如何处理乡村社会与国家政权之间因赋税征收加重的紧张关系；如何为贫困的农民找到一条传统农业生产之外的出路。 本文以远离大城市、经济相对落后的山东省郓城县为中心，以革命政权与乡村民众的互动为考察视角，以档案资料与口述访谈资料相结合，分析中国共产党在乡村社会的革命运动中对原来趋于动荡的乡村社会秩序的整合与重塑，考察抗日动员、土地革命、集体化等革命性运作对基层社会的影响。我们可以看到，1939以前传统的小农经济和伦理道德规范仍然在相当程度上维系着郓城县乡村社会的秩序运行，但灾荒、匪患及赋税等原因使传统秩序趋于动荡。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与抗日政权举起抗日的旗帜，成为郓城县抗日的主力，得到了民众的支持，成为民众利益的代表者。在1946-1949年的土地革命中，郓城县民主政权通过土改斗争中的敌我划分和以新换旧的基层组织变革，实现了对乡村民众心理和行动的整合。1949年后，通过集体化改造，消除了社会贫富分化。同时，国家实现了在经济、思想、人身方面对农民的重塑。 通过以上考察，本文指出：中国共产党通过在乡村建立稳固的基层组织，实现了对乡村社会的有效控制；通过进行救灾、水利建设及镇压匪乱等，很大程度上消除了灾荒和匪患对农民的危害，使社会秩序逐渐稳定下来；通过土地革命和“一大二公”式的集体化，消除了社会贫富分化，但造成了相当程度的“均贫”，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消极后果。国家对乡村物质资源汲取能力的加强，在积极推进国家城市化、工业化进程的同时，迟滞了乡村社会的正常发展，造成了乡村社会一定程度上的僵化。 通过对1939-1956年间郓城县乡村社会秩序嬗变历程的考察，我们可以发现要实现乡村社会的良性发展，就不仅要保持乡村社会的稳定，而且须使乡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