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毒品是相对于传统毒品如鸦片、海洛因、大麻等而言,指在近十年发生滥用的、以化学合成为主的毒品,新型毒品主要以冰毒、氯胺酮为代表。中国国家禁毒委员会办公室公布的《2013年中国禁毒报告》指出:“尽管海洛因问题快速发展蔓延的势头得到遏制,但以冰毒、氯胺酮为主的合成毒品滥用发展迅猛,我国面临巩固海洛因治理成果和遏制合成毒品快速蔓延的双重压力。”笔者对2005-2012年《中国禁毒报告》中的相关数据进行统计计算得出,预估到2015年,新型毒品无论在滥用人数还是缴获数量上都会赶超海洛因等传统毒品。新型毒品的扩张,并不只是被滥用毒品种类的简单相加,而是涉及毒品犯罪控制模式的重大变化问题。我国传统的毒品控制模式是法律控制模式,重在遏制供应环节。面对新型毒品犯罪日益严峻的形势,我国不断把新型毒品纳入传统控制模式的管制范围之下,这种以鸦片、海洛因为治理对象的控制模式不仅未遵循毒品历史演变规律,还导致了监狱和司法警察的压力,更没有从禁毒决策的起点—毒品和吸毒者出发设计控制方案,在应对新型毒品问题时逐渐面临以下困境:生产阶段的“气球效应”、贩卖阶段的恶性循环、走私运输阶段的囚犯困局、消费阶段的社交文化。本文以犯罪学为视角,以新型毒品为研究对象,首先通过实证分析方法研究传统控制模式在解决新型毒品犯罪时所遇到的问题,接着用犯罪学理论分析困境产生的原因,笔者认为行动者论的行为建构理论很好地解释了这种困境产生的原因:它认为政府建构的禁毒话语体系与吸毒者认识到的毒品话语体系存在冲突,唯有调适两者冲突,从第三种话语——医学话语出发制定毒品控制决策才能遏制新型毒品毒品的扩张。最后,笔者通过分析进一步得出,疾病控制模式下的非罪化模式应成为我国当前治理新型毒品犯罪的主要模式,美国、台湾地区、澳门地区有非罪化模式下可借鉴的医学话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