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阳家”是先秦时期重要的学术流派,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指》中曾对阴阳五行学派的相关学说进行过论述,可见,该学派在当时有着较大的影响。阴阳之为“家”始于邹衍,邹衍是阴阳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和学术集大成者。邹氏的思想宏繁复杂,既有关于宇宙生成理论的五行相生说,又有相关的地理学理论—大小九州学说,还有阴阳主运说,而在邹氏的众多思想学说中,影响最大、流传最广的就是他的“五德终始说”。从秦汉开始,“五德终始说”就成为了历代封建王朝的统治工具,历代帝王都自称“奉天承运皇帝”,就是宣称他们是奉了天命,承接“五德终始”的秩序来统治人民的。可见,该理论学说的确在历史上产生过一定的影响,而五德终始说则主要具有四层含义：其一,是历史观的意义；其二,是正统论的意义；其三,是政治上的意义；其四,是思想上的意义。学术界无论是对其历史观意义、正统论意义的研究,还是对其政治意义的研究,都有一定的学术成果。但对于五德终始说思想史意义的研究,却略显欠缺。一种学说一旦产生就不会停滞不前,而是会在诸多思想家的传承下继续向前发展,五德终始说也不例外。梁启超、侯外庐、徐兴无等学者就认为,董仲舒、刘向对邹衍的思想学说有所传承,而他们所传承的主要内容就是五德终始说。本文所要探讨的重点就是五德终始说的产生,以及董仲舒、刘向对其的传承与发展。春秋战国以来,阴阳观念与五行观念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它们由朴素的自然观念发展成为了具有抽象意义的哲学概念。特别是,随着阴阳观念与五行观念的继续发展,二者完成了合流,这为五德终始说的形成奠定了相应的理论基础。加之,战国中期以后“造帝”运动盛行,这就为五德终始说的形成提供了终极的理论目标—构建大一统的政权。最为重要的是,邹衍对儒家思孟学派的五行说、道家的自然观,以及墨家、法家的相关理论进行了借鉴与吸纳,使得五德终始说已经呼之欲出,尤其是燕昭王称“北帝”的政治活动,直接促成了五德终始说的产生。五德终始说产生以后,并没有停滞不前,董仲舒、刘向都从各自的时代背景出发,并结合自身的学术传统,对五德终始说进行了继承与发展。就董仲舒而言,其继承了五德终始说中的“贵土”思想,并将土与忠、孝相联系,进而用于其宗法思想的构建。董仲舒还对五德终始说的自然之天理论进行了借鉴,并将其用于自身道德之天学说的构建。董仲舒同样对五德终始说进行了发展,其一,他将阴阳观念、五行观念引入社会控制领域,并引申出了“三纲”观念与“五常”观念,弥补了“五德终始说”缺乏社会控制的缺陷。其二,他以五德终始说为蓝本构建起了自身的“天人感应”学说,并对五德终始说的“符应”理论进行了初步的解释。除此之外,董仲舒还在五德终始说的基础上了构建起了自身的“三统说”。就刘向而言,其继承了五德终始说中的政权转移理论,进而认为天命不拘于某朝某代,而是不断更替变化的。刘向同样对五德终始说有所发展。其一,他借鉴了五德终始说“符应”理论的框架,并吸纳了董仲舒“天人感应”学说中的相关理论,进而构建起了自身的“灾异学说”。第二,他发展了五德终始说以自然五行之间的生克关系作为政权转移动因的理论,将自然之五行比附于人事,并认为君王、大臣、女性等是促进历史发展的重要因素,使五德终始说变的更加系统与全面。五德终始说是我国古代先哲们对历史发展规律与历史发展动因等问题进行思考的理论结晶,通过对五德终始说的研究,可以探寻出中国传统文化所散发出的蓬勃发展的无穷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