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文化身份理论和Stella Ting-Toomey的身份协商理论为框架,以《吾国与吾民》为文本来分析和讨论林语堂的在西方异质文化语境下建构中国形象时表现出的多重文化身份和身份协商策略。当不平等的文化势力和话语权出现时,文化身份问题就会出现。身处东西方双重文化维度之中的林语堂既拥有浓厚的中国文化身份情结,同时又对西方文化与意识形态有着极大的认同。这两种文化身份在《吾国与吾民》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在向西方读者群体介绍中国时,林语堂一方面要宣扬中国文化,重新建立中国形象；与此同时,他又必须寻求西方读者的认同。因此想要凸显任何一种单一的身份都是不可能的。本文选取了《吾国与吾民》9个章节中35个例子,结合林语堂所处的历史文化语境,探讨了林语堂的中国文化身份和西方文化身份在该作品中的具体体现。分析结果表明,在呈现中国民族形象和中国人的性格时,林语堂受到了双重身份的影响。他的中国身份认同主要体现在对民族,语言和宗教身份的依恋,西方身份认同主要表现在他潜意识中对西方视角的选择和认同。在民族层面,他大力构建中国的正面形象,努力更正西方群体对中国的偏见与误解。在语言身份层面,林语堂表现出对汉语的强烈推崇,为了彰显汉语语言文化的优越性,他在写作过程中刻意夹杂了洋泾浜或者汉式英语。在宗教身份层面,他极力寻求与中国道家和儒家文化中“人文主义”思想的认同,偏离了根深蒂固的基督教信仰。另一方面,他在讨论国民性格时却片面化了中国人性格中的消极性,陷入了西方传教士式的东方主义视角。在书中的第二部分,林语堂通过幽默,审美和文化互补等策略消解了自己尴尬的身份处境,很好的协商了东西方文化和自身双重文化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