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人力资本是一种重要的人力资本的形式之一。健康不仅是实现个体价值的重要支持,更是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纵观各国的经济发展历史,健康人力资本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健康人力资本匮乏的国家,往往资本积累过程较慢,经济难以发展,而经济迅速起飞的国家,往往是以公共卫生改善以及疾病控制等为前提的。因此,现有的理论和模型都肯定了健康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但是,大力发展健康人力资本必然对其他人力资本如教育资本或其他选择如消费、储蓄等造成“挤出效应”。对于劳动者个体的微观角度,如何在实现整个生命周期内个人效用最大化的前提下,选择最优的健康投资选择是本文重点关注的问题之一;对于国家政策的宏观角度,政府政策如何在社会福利、教育人力资本与健康人力资本之间的权衡,使社会总福利达到最大化是我们关注的第二个问题。因此,本文首先以死亡率内生的个人选择模型为基础,研究劳动者个体如何在整个生命周期内实现最优的健康选择。我们发现,个体的最优选择与社会政策与政府制度的设计戚戚相关。如果一国拥有较为恶劣的医疗卫生环境,则会导致个体选择较低的健康投资,从而造成经济总体福利下降。另外,在死亡率内生的原始模型中我们还发现,在人口增长率比较高的国家,个体同样也会选择较低的健康投资。随后,我们在死亡率内生的原始模型基础上,进一步加入社会保障参数,以研究政府不同的财政安排方式是否会影响个体的最优健康选择。我们设定了两种情景——资本市场完全竞争与资本市场不完全竞争。首先,在资本市场完全竞争的条件下,采用完全积累社会保障制度的结论与李嘉图等价定理是一致的,即政府无论政府怎么变动征税率,人们都可以借由储蓄的多少来调整总储蓄值,因此,完全积累模型完全不会影响个人的最优健康投资决策。而在现收现付制度下,政府征税率的上升会造成个人健康投资的减少,从而社会总福利降低。随后,我们放松了资本市场完全竞争的条件,发现在完全积累制度下政府征税率的提高虽然会造成年轻时期税后收入的减少,但是由于无法提前进行消费,反而会增加个体的健康投资选择,导致长期收入增加、死亡率下降以及福利总水平的上升。在现收现付制度下,政府征税率上升对经济的整体影响是不确定的,社会长期收入可能上升或下降。最后,在人力资本模型中,本文主要试图研究政府税收用于社会福利、教育或健康投资的最优决策。我们同样假设了两种情景——宽松的社会保障制度与严格的社会保障制度。在宽松的社会保障制度下,政府的税收主要用于社会福利或教育上,会促进社会总福利的提高;而政府的税收用于健康投资过高,则只能得到较低的均衡收入。在严格的社会保障制度下,得出的结论大致相同,但是前提条件略有不同。在实证部分,我们同样从微观角度与宏观角度两方面去验证健康水平的决定与教育、健康的权衡两个方面,因此分别构建了微观和宏观角度的健康水平决定方程与人力资本权衡方程。微观采用了中国营养与健康数据CHNS1991~2011年微观数据,宏观采用了OECD代表性国家及中国数据进行验证。我们发现,从微观角度,中国目前的健康投资明显不足,而且农村地区的公共健康投资更是不足;从宏观角度,健康投资存在着倒U型曲线,但是中国目前仍处于倒U型曲线的上升阶段,仍需大力投资健康人力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