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探讨的是在全球经济金融日益一体化、自由化、国际化的背景下，发展中国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必要性，并进而详细分析了中国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制度变迁及其制度效率，最后，从中国现实的经济状况出发，对中国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发展战略进行总体规划。本文首先简要阐述了金融衍生品市场实质上是一种为经济发展提供服务的制度。随着经济市场化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程度的加强，发展金融衍生品市场已成为中国金融市场发展的必然选择。它是“金融深化”的要求，入世后经济不确定性的需要，实现融资手段多样化的需要，新经济主体的要求。接着指出中国金融衍生品市场的产生一方面是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的必然结果；另一方面，也是金融衍生品市场制度变迁的产物。中国金融衍生品市场制度变迁经历了理论研究阶段、市场的建立和发展阶段、清理整顿和制度调整阶段以及恢复性发展阶段四个阶段。制度给人们带来的报酬递增决定了制度变迁可能呈现两条截然相反的轨迹：一条被称为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轨迹，另一条被称为锁定（Lock-in）轨迹。金融衍生品市场作为经济制度的一种形式，同样存在路径依赖和锁定两条发展轨迹。中国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发展进程也显示出了一种强烈的路径依赖性，渐渐陷入了一种“锁定”的低效率状态。然后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对中国金融衍生品市场发展的制度效率进行详细分析。金融衍生品市场制度效率取决于其收益与成本之比。通过对中国金融衍生品市场的试点——期货市场的成本收益情况进行分析，说明中国金融衍生品市场制度效率不太高。为改善中国金融衍生品市场制度效率，我们给出一个效率改善模型：D=f(Er, In, Ie) 。制度环境（Er）和制度安排（In）的耦合情况对制度能否实现适应性效率(adaptive efficiency)起决定作用。同时，制度安排既要考虑市场本身的规律，又要兼顾与制度环境的适应性和保证制度实施的可行性。制度实施（Ie）则是成功实现中国金融衍生品市场制度创新的重要保障。只要正确处理好这三者之间的关系，中国金融衍生品市场制度效率是能够逐步改善的。中国作为一个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发展金融衍生品市场具有后发性优势。只要我们能够科学合理地制定中国金融衍生品市场发展战略，就能充分利用这一优<WP=4>势，大大降低其发展成本，提高制度效率。这一发展战略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中国金融衍生品市场发展的品种选择战略应坚持二个原则：一是比较优势论；二是跳跃发展论。中国金融衍生品市场的路径选择应包括：一是尽早建立中国衍生品市场的法律制度框架；二是最大限度降低可能的负效应；三是重点进行场内交易试点，适度利用场外交易；四是首先进行远期合约和期货交易试点，再发展期权、互换等其他衍生品交易；五是中国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国际化。 最后，在结论部分指出中国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发展必须与整个经济的市场化进程同步，既要反对“超前论”，也要反对“等待论”。中国金融衍生品市场的成熟最终是要通过国际化的方式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