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摭言》是晚唐五代时期以专门记录和评述有唐一代科举制度的一部专书，不仅大量记载了有唐一代科举制度的发展、形态、变迁等史实和保存了当代大量与科举相关的诗文作品，还记录了许多唐五代文人围绕科举的栩栩如生的文学活动，为研究唐代科举制度对当代文人生活、思想、交往以及创作的影响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文献资料。但历代对《唐摭言》的研究却非常薄弱，一方面《唐摭言》的版本丰富，流传复杂，不易厘清；另一方面，除了寥寥可数的几篇专论和散见于一些论著中的零星述论外，对《唐摭言》所涉及的史学、文学研究价值以及与唐五代科举制度关系的开掘和研究几乎是空白。总体上说，作为对研究唐五代科举制度有着重要文献价值的《唐摭言》的研究，是很不充分的，本文就此希冀作一次稍微系统的尝试研究。 从文献学角度出发，力争以最基本的文献为起点和支点，对《唐摭言》作者王定保的家世行迹、《唐摭言》的编纂特点、版本流传、文献来源等进行基础性的材料爬梳整理，以进一步揭示是书在唐代科举制度和唐人科举活动研究中的价值，是本文的基本目标。在文章结构布局上，采用传统的专书研究的格局。在研究方法上，也以传统的材料梳理，辅以必要的史实考证为主。 全文绪论对唐代科举文献进行扫描式的概述，进而大致归纳《唐摭言》在唐代科举文献中的地位和意义，并简要回顾了自宋以降对《唐摭言》研究和利用情况。 第一章考论《唐摭言》作者王定保的家世和行迹。在钱大听、刘毓崧、岑仲勉等人研究成果基础上，对王定保的家世郡望作了尽可能的文献梳理，并从家族迁徙、封爵属地和唐人讳饰的关系上，以及唐人好攀附的习俗上进行了推测性的论证，认为王定保郡望在琅琊，但已是琅琊王氏流落到南昌的一个较远的支系，与王方庆、王溥等并无直接的亲缘关系。并对史籍所载和争议较多的王定保一些重要的生平事迹进行了考论，例如《(万历)新修南昌府志》所认为定保为杨行密礼遇之事与史实不符，定保南下湖湘应在天复元年秋等。 第二章通过对王定保所交结的人员分析，论其撰写《唐摭言》所具备的编纂条件是充分的。对刘毓崧认为是书成于贞明三年七月以前的说法提出疑问，经对刘文所引例证逐一考订，认为《唐摭言》成书更有可能是在南汉大有初或大有中，即定保任宁远节度使期间。从原文文本出发，论文对《唐摭言》所体现出的王定保的编纂思想和特点进行了归纳，对刘毓崧的观点提出了一些不同的看法，如说王定保“义不附梁”和“心念旧唐”是可怀疑的。文章并对《唐摭言》中本事对后世小说戏剧的嬗变，和科举专著体例的影响作了源流上的考述。 第三章从实录、笔记、类书等与《唐摭言》的文本交叉上，试图判定是书的文献来源。第四、五章是专对《唐摭言》所载条文进行价值评估。在科举制度文献价值上，文章对原书最集中记载唐代科举制度沿革的第一卷全部和第二卷的部分内容，进行逐条考辨，用解剖麻雀的方法深入考实，避免空谈。在科举活动文献价值上，以举子间的交结、门生、座主及权要三者相互利害关系和科举礼仪文献，这三个从特殊到一般性的典型事例具体分析，以突出《唐摭言》在记录唐代社会面貌、人文风尚等方面所体现出的卓越的文献价值。 最后一章对所寓目的《唐摭言》历代抄、刻本版本和流传情况进行较细致地梳理分析，对各本存在的优缺点进行比较，尤其是对“白头”“臼头”本之争作了评判，认为，要真正理清各本的因承序次，需要对各本进行全面校勘比对，所谓“白头”或“臼头”，只能是作为考察诸本相互关系和源流的其中一个重要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