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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文本”的范畴边界,从“书面性”这种单一形态标准的束缚中解脱出来;而直接以其功能和角色的特殊性为依据,将它们作为一种用于呈现和传达意义的装置来看待,如此才算得上触及本质。其中,语言、表情以及肢体动作这类基本能力,直接依托于人类的身体而发挥作用,无疑是所有表意方式中的最基础类型。除此之外,人们还将这种能力延伸到自己身体之外,通过对周围世界中的客观物质进行刻意改造,来实现对于自身意志要素的客观化呈现和表达。那些早在旧石器时代就开始出现的人造工具,至少在目前可见的情况下,可以算得上是这类装置的最早雏形。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大规模出现的一些特殊材质和造型的非实用器,包括各种装饰品和仪式用品以及玉器、蛋壳陶在内,则是这类装置不断复杂化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原本包含在各个装置中的实用性要素不断缩减,同时伴随着其中所凝结的表意性成分比重不断凸显和提升。对于这个过程的具体呈现,正是本文第一章论述的主旨之所在。与这些复杂化的微观表意器物大致同时出现的,还有那些广泛分布在各地的宏观建筑。特别是像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M45号墓和辽河流域红山文化时期的牛河梁遗址中的积石冢等,其特殊造型作为一种知识图式,体现了史前人类对自然时间进行探索的早期尝试。而同一时期出现在各地的史前城址,则以复合结构的实在墙体,来实现对于人类聚居宏观空间的秩序化模塑。与此同时,伴随着纹饰要素的出现和不断凸显,那些微观形态的非实用器,所具有的表意属性越发纯粹化。特别是从二里岗文化时期开始就大规模出现的各类青铜容器,其表面经常会出现一种相同母题的兽面纹,以此而构成对于自然支配力的隐喻式描绘和总体化象征。这种图像随着青铜容器的大范围流通而扩散开来,形成一张覆盖在不同自然地域之上的宏观网络,原本彼此隔绝的后者,也因此而被连结成为一个整体。这是本文第二章所论述的主要内容。在随后的第三章,本文集中对书面文本诞生的相关问题进行论述。然而这种文本的最早形态,目前只能追溯到卜辞,在当时主要用于对占卜仪式进行记录。这足以表明,这种文本形态本身,必然与占卜仪式之间,存在难解难分的渊源关联。占卜仪式当然并非殷商所首创,而是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就作为一种普遍性活动,在广阔的空间范围内崭露头角并大显身手。殷商占卜实则是对这些原始占卜的规范化,使得原本被混沌描述的世间万象及其变动趋势,全部被归纳到有限形状的几种卜兆之中。在这个过程中,卜兆本身就作为一种有着丰富内涵的图形符号而存在。相比之下,卜辞文本在一定程度上,实则正是以一种更加细腻化的方式,对这种凝缩符号的注解和转译。它们通常都与特定的占卜材料结合,而对相应的仪式过程进行描述和呈现。只有极少数文本内容并未受此束缚,而是通过在文末添加验辞,将自身的内容范围,延伸到了仪式边界之外的经验世界中。使得书面文本的叙述边界由此打开。相比于之前所出现的实用器和纹饰图像,书面文本无论是在精确度还是在灵活性上,都有着前者所难以比拟的绝对优势,无疑是这种带有客体属性的表意装置,发展到极致的结果。基于这种前提,本文第四章主要针对卜辞文本在时间、空间以及历史这三个不同知识层次的建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进行讨论。具体而言,在书面文本出现之前,对于时间系统的确定,主要通过对宇宙空间、自然世界和社会生活的变动规律进行观察和总结来实现。而空间秩序的建构,除了小范围内依靠特定结构的墙体进行直观区隔之外,还有赖于在不同聚居群体之间,建立起层次分明的人际网络,甚至派驻武力进行强力干涉,才能在更大的范围内实现这种秩序化效果。正是以这种时空框架为依托,殷商王室通过组织各种祭祀,塑造出一系列超凡的神性角色;并以同样的方式,为自己的历世先祖,赋予大致相同的神化色彩。经过这个过程,无论是主持祭祀的商王,还是其他在场的同宗参与者,都会获得一系列相关的记忆轮廓;他们也正是借此,才得以完成对于自身权力身份,以及宗族集体身份的自我神化。然而仪式本身的场景边界和时间限制,导致这种记忆只能在极为有限的时空内,对极为有限的参与者发挥作用。这种局限性随着书面文本的使用才获得相应的解决。原本在祭祀仪式中以实物牌位的形式而被供奉起来的对象谱系,早在殷商时代就以文字化的方式而被进行了转写和记述。这些内容也因此得以在殷商王朝覆灭之后依然完整保留下来。与此同时,原本在殷商王朝官方主导下,逐渐建立起来的时间秩序和空间格局,往往作为主题和背景而被纳入占卜程序之中;这些内容随之被卷入对这种仪式进行记录的卜辞文本之中,由此完成了自身的文字化转译。作为一种固态媒介,文字要素自身的稳固性特征,使得这些内容被凝定下来;由此依托于由文字所组成的词汇要素而被反复采纳,不断参与后来各种层出不穷的新文本的构成。并分别从时间、空间和角色这三个这层次上,确立起早期书面文本的基本内容维度。这种文本形态本身就能够以极高的传达速率,在广阔的时空中被原样复制;它们所承载的内容,也由此突破了情境和时效的局限,而作为一种可以无限共享的公共知识,被广泛时空中的广大受众共同习得和接受。后者也依托于由文本所提供的共享知识渠道,而在各自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层面,得以达成一些基本的共识和默契;进而以此为纽带,彼此联结成为一个跨越血缘、地缘和时代的宏观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