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山西城镇地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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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是指具有一定规模的非农业人口聚居的地域,是人们生产、生活与进行社会活动的场所,是区域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的中心。在传统时期,中国的城镇发展速度较慢,城镇功能以政治控制为主。进入近代以后,中国“五口”开放,国门洞开,在西方先进经济文化的影响下,中国社会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城镇是一个社会的浓缩,社会的变化使城镇也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变化。近代时期中国社会急剧的变化,使中国城镇无论是功能还是形态,都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变化。在近代,山西属于中国交通比较落后的省份,尤其是太行山横亘南北,阻断东西交通,使山西和太行山以东的商业往来受到极大的限制。近代时期,受交通落后的限制,山西城镇的变化速度远落后于东南沿海地区。东南沿海地区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就开始发生比较明显的变化,而山西城镇直到19世纪80年代,随着近代工业的兴办才开始有比较显著的变化。山西的交通落后、环境封闭在中国具有典型性特征。本文根据城市地理学的相关理论和方法,对近代山西城镇的的基本特征进行研究,对于了解封闭地区的城镇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作用。本文首先从影响城镇发展的地理和农业基础入手,对近代山西的自然地理概况和农业发展情况,进行了介绍和概述。然后,本文又依次探讨了近代山西城镇的功能调整、城镇等级结构、城镇的区域分布、城镇间的商品流通以及城镇间形态及内部结构。为了更加深入、细致地了解近代城镇的发展情况,本文还以民国时期的太谷县为例,通过实证的方式对近代山西城镇的发展情况进行了论述。近代时期,山西城镇功能有很大变化。在城镇各项功能中,经济功能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功能。近代时期,山西城镇经济功能变化,主要表现在由城镇工商业及金融业的发展变化方面。在近代山西各城镇中,太原是山近代工业发展最迅速的城市。以丰富的煤铁资源为基础,在山西省政府的大力扶植下,太原迅速地由一个手工业城镇发展成为现代工业城市。不过,山西的近代工业虽然发展迅速,但分布却并不平衡。山西的工业大部分集中于太原,其他城镇的工业发展相对薄弱,这些城镇所谓的工业也大多是指一些传统的手工业。近代时期,山西的城镇商业等级也发生了很大变化。随着交通条件的改善,太原的业迅速崛起,成为山西最大的商业中心城市。与太原同时崛起的还有铁路沿线的榆次、大同等城市。而与此相对应的是,一些传统商路沿线城镇的商业却不断衰弱。山西基层集市的商业随着农业经济的发展,也有一定程度的发展。由于基层集市根植于农村,充当农村各区域农产品交易中心的角色,所以农村基层集市具有浓厚的区域特征。近代时期,山西的金融城镇的变化比较引人注目。在晚清时期,随着山西票号的发展,以祁县、平遥、太谷为代表的晋中金融城镇,成为山西乃至全国的金融中心城市。进入民国以后,票号逐渐衰弱,银行、银号等近代金融机构逐渐兴起,于是太原取代祁县、平遥、太谷等晋中金融城镇成为山西的金融中心城市。近代时期,山西城镇的行政和教育功能发生了很大变化。在清代,山西实行省、府(直隶州)、县三级管理体制。进入民国以后,先是废府存道,后来又实行省县直管,从而使县级城镇的行政地位得到提升。1917年阎锡山上台以后,在山西推行“区村”。“区村”制度的推行,不仅使县级城镇对基层村镇的行政控制能力大大加强,而且也使基层村镇的行政功能大大加强。在传统时期,山西城镇的教育功能相对较弱。进入民国以后,随着义务教育的推广,山西城镇的教育功能得到普遍加强。山西城镇中学的构成相对复杂,既有公立中学,同时还有私立和教会中学。民国时期,晋中地区是城镇中学教育比较发达的地区。由于学校性质不同,民国时期山西城镇的中学教育各有特点,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近代时期,山西只有太原一个城市有高等教育。太原的高等教育在晚清时期比较发达,进入民国以后逐渐衰弱下来。晚清时期,山西城镇的人口规模等级和行政等级成正比例关系。一般而言,城镇的行政等级越高,人口也就越多。在城镇人口的规模结构上,属于是“山东模式”。光绪大灾之后,山西的城镇人口呈现出整体性下滑的趋势。民国时期,山西城镇的人口数量虽有一定程度的恢复,但仍发展缓慢。在近代山西各城镇中,太原是人口数量最多、人口增长最快的城市。近代时期,山西城镇的人口结构有很大变化,其主要表现是近代产业工人的人数有很大增加。不同地区、不同性质的城镇,人口结构有很大差异。同时,城镇规模等级不同,人口结构变化不同。在山西各城镇中,太原是人口结构变化最大的城市。从城镇的人口规模结构来看,山西的大城市少,小城镇多。近代时期,山西大城市的数量不仅比临近的河南、河北少,而且比陕西也少。山西的城市化水平和比较落后的绥远基本相同。近代时期,山西城镇的外部形态变化不大,基本仍是以传统的方形城市为主。在山区地区,受地形的限制,城镇的城墙形态相对复杂多变。从清末开始,随着近代铁路、公路事业的发展,火车站和汽车站的设立,山西一些铁路、公路沿线城市开始出现新的城区。于是,山西城镇的形态结构逐渐向更加复杂多变的方向发展。近代时期,山西城镇的内部结构也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太原是山西城市内部结构变化最大的城市。随着近代工业、近代交通及近代文化教育的发展,太原城市内部已有比较明显的功能分区。除了太原之外,山西其他城市内部结构变化不大,基本上还保持着原来的传统风貌。近代时期,山西县级以上城镇的数量基本上没有变化。传统时期,山西城镇的分布的格局是南密北疏,东密西疏。进入近代以后,山西城镇发展缓慢,整体分布变化不大。不过,由于北部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迅速,南部地区经济发展缓慢,所以山西城镇分布的南北差距有很大缩小。与此相对应的是,山西城镇分布的东西差距近一步扩大。由于近代交通和近代工业主要分布在东部地区,所以东部地区城镇的数量有一定程度的增加。西部地区由于经济落后,城镇的数量有一定程度的减少。就晋北、晋中、晋西南、晋东南4个区域而言,晋北地区是城镇数量增加最快,晋中、晋西南城镇发展缓慢,城镇数量基本不变,晋东南地区的城镇数量则有一定程度的减少。山西传统的道路网络由以太原为中心各级驿路组成。以传统的驿路为基础,山西形成了以祁县、平遥、太谷为中心的商品流通网络。正太铁路修通之后,随着近代铁路和公路的修建,山西逐渐建立起以太原为中心的商品流通网络。民国时期,这个以太原为中心的商品流通网络,具有对外联系脆弱、中心性差以及商品流通以传统运输方式为主的特点。总之,从以上山西城镇的发展特点来看,近代时期山西城镇发展主要有以下3个特点:1、山西城镇发展相对落后。近代时期,山西城镇无论是数量、分布,还是形态、结构都基本保持不变。2、山西城镇发展不平衡。这种不平衡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区域之间城镇发展不平衡。在近代时期,山西北部和东部地区的城镇发展速度较快,南部和西部地区的城镇发展速度较慢。二是不同等级城镇发展不平衡。以太原为代表的大城市发展迅速,广大中小城镇的发展却相对缓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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