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日派”作为民国政治中频繁使用的概念,却并未有深入的研究。作者认为:所谓“亲日派”更多意义上是指某位政治人物为亲日分子,也有时指亲日分子形成的一股参与决策的势力。本文试图从案例入手,对南京国民政府内的“亲日派”进行探讨,并将时间限定为“九·一八事变”至抗战爆发前。　　 本文选择“亲日派”案例的标准为:南京政府内的高层政治人物,即政务官,并且为中央或地方主持对日交涉者。按照上述标准,本文选择南京政府内,曾在华北主持政整会与军分会而与驻华日军交涉的黄郛、何应钦,及曾任外长,主持与日本大使谈判的张群。通过对这三人对日交涉中的具体做为的考察,试图对南京政府内的“亲日派”及“亲日派”概念做出初步的结论。按照其上所述的设想,本文正文共三章,加上绪论与结语,共五部分:　　 绪论部分主要说明本文所探讨的问题的缘起,研究现状,及研究对象的界定。　　 第一章简述近代的中日关系,分析“亲日派”出现的大背景。近代以前的中日之间,中国对日本单方面有着强大的影响力。到了近代,中国和日本相继被迫开国,但日本学习西方的成就远超过中国。一方面日本通过中国留日的学生将学习西方的成就传播给中国人；另一方面日本利用学习西方技术制造的现代武器,侵略中国,并将一系列不平等的条约强加于中国。日本的侵略行径,激发了中国民众激烈的民族情绪,反日成为民国时期民众的普遍情绪。在此氛围中,对日本持妥协态度的政府和官员,往往被指为“亲日派”,成为舆论攻击的对象。　　 第二章按照前言所列的标准,选择三位国民政府的官员作为案例。分析了他们在主持对日交涉的具体事务中的表现,以图揭示他们对日是否存在妥协退让的作为,及其具体作为的动机。在本章小结中,还将这三位人物与汪精卫等作简单对比。　　 第三章首先描述国民政府人事变动与对日政策的演变,以及1935年内阁改组的情形及其原因,着重引述了各方对其阁员的评价。说明南京国民政府的外交人选与蒋的对日政策有着密切的关联。然后,叙述中共30年代对外政策的转变,第二次“统一战线”的提出与西安事变的发生。中共在处理西安事变中,首次提出“亲日派”的概念。在抗战爆发后,尤其是皖南事变期间,“亲日派”的概念进一步演化,其中暗含着“反共”的意味。　　 结语部分概括了“九·一八事变”后至抗战前,南京国民政府内“亲日派”的具体作为的动机,“亲日派”内蒋系人物与汪派分子的不同,“亲日派”与汉奸之间的关系。最后,说明中共的“亲日派”概念源自西安事变时期中共对武力讨伐派的指称,并经过抗日战争期间的演化,成为现行的“亲日派”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