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是两汉经学中的显学,广泛应用于社会各个层面,《春秋》经传体现出的政治原则普遍为君臣所遵守,将其作为议政依据。《后汉书》中记载的东汉诏令奏议、君臣言辞中就征引了大量与《春秋》经传有关的内容,这些征引内容为我们提供了认识《春秋》经传在东汉政治活动中作用的新视角。从先秦及西汉著作所引《春秋》涵义看,《春秋》逐渐从泛史书意义上的《春秋》凸显出来,但是《春秋》三传的名称尚未完全从《春秋》中分离出来,他们没有将《春秋》经与三传区分开,引三传而常称《春秋》。在经历了先秦和西汉的发展之后,《后汉书》中所载《春秋》的涵义呈现出一种新的特点,引用时明确经、传,《春秋》经传的名称已基本分离。前人标举“仲尼成《春秋》,乱臣贼子惧”,此说虽然夸大了《春秋》的作用,但据实而论,汉代人确实没有把《春秋》经传当成空洞的理论,而是将《春秋》经传实实在在地付诸实践。两汉社会经义至上,经过汉儒和谶纬之说的发挥,《春秋》更加的政治化和神学化,具有深厚的政治价值,成为一部至高无上的法典,在决狱、断事领域广泛应用;除此之外,大臣、儒者还会借用《春秋》所记载的灾异,与现实发生的灾异相结合,劝谏君主,解决现实中存在的政治问题。《春秋》被司马迁称之为“礼义之大宗”,加之“三传”对“礼”的强调,以及《春秋经》中大量与“礼”有关的记载,《春秋》经传在东汉被广泛用来参与宗庙谱序、继承废立等“礼”学问题的讨论。东汉学者对《春秋》经传的引用没有严格的今古文限制,《左传》虽然没有立于官学,但是《左传》在东汉是今、古文经学兴衰沉浮的一个显著向标,其地位也在不断地升高,呈现出崛起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