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不仅仅是对人类的生理健康的严峻挑战,也是对心理健康的严重威胁。疫情期间,多种精神疾病的发病风险升高,其中就包括抑郁和网络游戏障碍。而内表型可以帮助我们对于精神疾病的发病进程有更深入的理解,也可以对精神疾病的高危人群进行预测并采取更好的干预措施,防止这类高危人群在疫情影响下发展出更严重的心理问题。因此,本文围绕抑郁和网络游戏障碍这两类新冠疫情期间的高风险精神疾病进行了内表型相关研究,并为疫情期间对这两类高风险精神疾病的防治提供了方向。作为抑郁的高危人群,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分布的非临床抑郁人群更有可能在新冠疫情背景下发展出更严重的抑郁程度,带来广泛而深远的社会问题。因此,我们需要去关注到这类抑郁的高危人群在疫情背景下的抑郁程度会如何发展变化。先前的研究表明认知偏差可以作为抑郁的内表型并预测未来的抑郁程度。因此,我们在第一部分研究中通过行为测量以及功能磁共振成像技术探索了新冠疫情是否以及如何影响非临床抑郁人群的当前认知偏差与未来抑郁程度间的关系。我们测量了非临床抑郁被试以及健康被试的当前抑郁程度、认知偏差、大脑对情绪面孔的响应以及三个月后的抑郁程度。一部分非临床抑郁被试在三个月后的抑郁程度的评估是在疫情期间完成的,其余被试在三个月后的抑郁程度的评估均是在疫情之前完成的,这为我们研究疫情的效应提供了切入点。研究结果表明,非临床抑郁人群中具有更高的负性记忆偏差的个体却在疫情期间表现出更多的抑郁程度的缓解,而这种反常现象的发生我们推测是由疫情期间的社交隔离导致的。这一发现有助于我们理解疫情期间非临床抑郁人群的抑郁程度的发展进程,并从心理认知角度为疫情初期的社交隔离政策提供了支持。虽然疫情期间的社交隔离政策有利于具有更高的负性记忆偏差的非临床抑郁人群的抑郁程度的缓解。但从整体而言,疫情背景下抑郁等心理问题依然高发。人们开始更多地通过网络游戏来缓解由于疫情所带来的各种负面情绪的困扰。这使得网络游戏障碍高危人群在疫情期间更容易发展出网络游戏障碍。为了有助于对网络游戏障碍的高危人群特征的识别,我们在第二部分的研究中对网络游戏障碍潜在的内表型进行了探索。我们采集了网络游戏障碍被试、过度网络游戏使用被试、健康对照被试的静息态功能磁共振数据以及他们在延迟折扣任务和爱荷华赌博任务中的行为数据并进行了脑网络分析以及决策建模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右侧眶内额上回的枢纽性可以作为网络游戏障碍潜在的内表型,且该脑区的枢纽性与决策过程的冲动性有关。这一发现使得我们对网络游戏障碍的成瘾机制有了更深入的理解,为网络游戏障碍的治疗提供了潜在的靶点。未来我们也可基于该研究的发现进一步实现对网络游戏障碍高危人群的鉴别。本文的研究既有助于我们对抑郁和网络游戏障碍这两类疫情期间的高风险精神疾病有更深入的认识,也对疫情期间心理问题的防治具有借鉴意义,使我们可以更好地应对新冠疫情对公众心理健康的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