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知识经济的迅速发展，无形资产逐渐取代有形资产，成为全球经济活动中重要的活跃因素，为跨国公司的产品与服务提供主要的附加价值。研发活动成为跨国公司形成知识产权，赢得无形资产收益的重要基础;各类营销、授权和服务也成为无形资产取得收益的手段。跨国公司在利用无形资产的资本属性进行一般牟利活动的同时，将转让定价与无形资产运营结合起来，对于各国财政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财政资源的掠夺达到了惊人的程度。
　　由于涉及巨额利益，无形资产转让定价成为一个多方参与的博弈，对国际财政资源的争夺是其核心的内容之一。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税务部门来讲，无形资产转让定价涉及的并不仅仅限于国际税制部分，也不仅仅限于财政资源的争夺，这其中还涉及到一国经济长远发展的基础，而且国内税制也涉及其中。在全球经济活动中，除了跨国公司之外，世界各国政府尤其是发达国家政府也日益注意到无形资产的重要性，因而采取一系列政策对其开发、利用和积累进行扶持，发达国家纷纷调整和优化国内国际税制，为本国无形资产的开发和积累提供税收优惠，相互之间并展开新一轮的为本国企业吸引和积累无形资产的税收优惠政策竞赛，以适应知识经济和全球化竞争带来的挑战。这样的结果使得国际间无形资产积累的平衡进一步向发达国家倾斜，使得发展中国家在无形资产转让定价博弈中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
　　更进一步的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跨国公司为了实现利益最大化，开始出现筹组无形资产跨国联盟的趋势，并意图通过对无形资产转让定价规则制定和解释权的垄断，借助其本身长期积聚的无形资产优势，逐步形成通过无形资产转让定价在全球攫取利益的财政霸权机制。这一企图对中国以及类似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构成了巨大的威胁和挑战。
　　在全球经济危机与财政赤字泛滥的情况下，相关各方对于无形资产转让定价的争夺进一步加剧。尤其是发达国家的财政危机，直接推动美国、日本、欧盟等国家纷纷出台新的法规和举措，强化对无形资产转让定价的监管，以求在国际财政资源当中取得更大的份额。日本是中国重要的转让定价对象国，在无形资产转让定价方面中日之间的争夺近来也日趋激烈。由于“3.11”地震与核泄漏的双重打击，日本经济与财政面临着严峻的压力，为了应对国内电力短缺和制造环境恶化的问题，日本的制造业大批向海外转移已经不可避免;与此同时，日本跨国公司将在更大规模上开展无形资产转让定价。迫于恢复重建与巨额财政赤字的压力，日本政府在转让定价监管上将更为积极，在无形资产转让定价方面与中国的矛盾将进一步加剧。
　　全球合作研发的兴起为中国无形资产转让定价带来了机遇和挑战，中国一方面需要积极融入全球合作研发的大潮，另一方面需要构建良好的成本分摊机制，以分享合作研发产生的无形资产带来的收益。OECD与美国在此方面的经验值得借鉴。
　　避税港成为跨国公司开展无形资产转让定价重要的中转站。利用在避税港的无形资产控股公司集中无形资产的收益，同时避开高税负国家对无形资产的征税，是跨国公司进行国际税务筹划的重要内容。针对这一问题，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存在着共同利益。当前，国际社会主要是利用受控外国公司规则、东道国对无形资产运营的实质性要求、风险和关键人员功能测试等手段进行处理，一些国家还开始实施自愿遵循策略的推广，以弥补因避税港引发的无形资产转让定价管理漏洞。
　　在全球化的大趋势下，中国已经全面融入世界经济，成为无形资产转让定价的重要利益相关方，中国研发能力的快速提升进一步使得其在无形资产转让定价方面的利益进一步加大，目前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在无形资产转让定价中处于弱势地位。为了改变这种被动局面，中国需要从国际国内两个方面完善自身的税收政策与税制结构，在建立良好的成本分摊机制以打开中国公司参与全球研发的大门同时，在成本节约、市场溢价、环境保护等多方面削弱西方的无形资产转让定价话语霸权，同时逐渐提升本国对于无形资产转让定价规则的论述能力和监管能力，加强与处境类似的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和巴西的经验分享，使得本国的税务管理能新的形势相适应。与此同时，中国需要确立促进无形资产研发积累的国内税制，为本国经济参与全球化竞争和融入知识经济时代奠定无形资产转让定价的国内税制基础。
　　全篇论文共分七个部分。其中导论部分介绍研究主旨、研究思路与论文创新点;第一章为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第二章介绍全球的无形资产崛起、公共债务危机，突显无形资产转让定价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第三章介绍世界合作研发的兴起，对中国无形资产转让定价的影响以及成本分摊机制的建立;第四章主要考察避税港与无形资产转让定价的关系;第五章讨论中国在全球无形资产转让定价当中面临的形势以及对中国政府的相关建议。结论部分主要是对全篇进行总结与归纳，对于需要进一步讨论的问题提出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