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是我国改革开放和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涌现的一支新型劳动大军。然而，由于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农民工也面临着职业角色转型带来的一系列新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职业健康问题。本文以权利贫困和阿马蒂亚·森“可行能力理论”为理论出发点，指出权利贫困已经成为农民工的重要特征，而职业健康权的缺失是农民工权利贫困的重要内容。　　 职业健康权是劳动者的基本人权，具体包括职业安全权和职业卫生权两部分。对于大多数农民工，恶劣的工作环境是他们工作中不可避免的现实。农民工大多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劳动环境差、危险性高的劳动岗位，厂房陈旧、设备简陋，加之缺乏必要的防护措施和劳保用品，使农民工发生工伤事故和职业病的比例非常高，严重损害了农民工的职业健康权。究其原因，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结构是导致农民工职业健康权受损的制度根源。长期以来，我国社会对工伤、职业病的认识相对滞后，相关法规建设也较缓慢，政府部门的监管时常缺位，司法救济的途径不畅，社会舆论对农民工存在偏见。同时，由于农民工绝大多数没有接受过必要的职业技能和卫生培训，加之流动性大、组织化程度低、缺乏自我保护意识等不利因素，使农民工成为易遭受职业安全事故侵害的最脆弱的目标群体，其职业健康状况已经成为一个严峻的社会问题。　　 为保障农民工职业健康权的有效实现，在立法方面，有必要确立立法特别保护的理念，完善农民工的利益表达机制，使农民工充分参与到事关其切身利益的国家立法进程中，增强农民工群体对立法的影响力。要改革户籍制度，逐步剥离依附在户籍制度之上的就业与社会保障等福利功能，建立城乡统一的人口管理模式。此外还要完善农民工工伤保险制度；在行政保护方面，要强化劳动监察工作，发挥工会组织的作用，加强对农民工的教育和培训；在司法救济方面，要改革目前的劳动仲裁制度，并完善法律援助制度，把农民工纳入城市社会救助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