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全球经济下行压力,我国的资源约束趋紧,人口红利渐退等现实问题也逐渐凸显。当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单纯追求产业“量”的增长已与现实情况不相适应。最近几年,国家政府部门也在不断出台关于加强产业协同发展,尤其是要加强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之间的协同发展,进而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相关政策,而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之间的协同发展,在现实中的外在表现形式就是协同集聚。那么在新的发展形势和要求下,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水平如何?是否有效促进了产业结构升级?在整体影响过程中又以哪些产业为主导?只有对这些问题有了清晰的认识,才能够更有效地进行下一步的产业布局规划。考虑到我国区域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以及产业协同集聚发展的历史性,本文以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地区为研究对象,对上述问题进行了探析。本文的研究在理论意义上,为产业协同集聚、产业结构的相关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在现实意义上,指出了三大经济圈在产业协同发展方面的差异化问题,并为各自后续产业发展提出了针对性建议。本文根据2013-2019年期间的《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以及相关省市统计年鉴中的有关数据,对三大经济圈的产业协同集聚、产业结构升级的衡量指标进行了测算,从而对两者的变动趋势和整体关系有了初步的把握。在此基础上,建立计量模型,分析了产业协同集聚对产业结构高度化升级、合理化升级在三大经济圈中的不同影响。其次,考虑到生产性服务业各细分行业间的异质性,本文还从五类生产性服务业细分行业各自与制造业的协同集聚层次,分析了其对产业结构高度化升级、合理化升级在三大经济圈中的不同影响。此外,为了进一步探究在产业协同集聚影响产业结构升级这一过程中的主导产业,本文还对制造业集聚以及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在该影响过程中发挥的作用进行了分析。从整体结果来看,产业协同集聚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在三个经济圈中确实存在较大差异。京津冀地区整体受到制造业低集聚水平的限制,产业协同集聚的内在融合度还很低,因而产业协同集聚对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合理化的影响,本质上都表现为“U”型关系,即促进效应还未充分发挥出来;长三角地区,虽然某些生产性服务业可能存在过度占用资源的情况,但总体而言,其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内在协同度,在三个地区中是最好的,其产业协同集聚显著促进了产业结构的高度化以及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的提升,但在该影响过程中,制造业集聚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发挥了完全相反的作用;珠三角地区,虽然在绝对数值上来看,产业协同集聚水平是最高的,但其中内含了过高的制造业集聚水平,加上产业历史发展模式上对制造业的过度依赖,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两者的协同集聚对产业结构高度化的影响表现为倒“U”型关系,而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升级的影响方面,由于细分行业的协同集聚带来的完全相反的作用,因而两者的总体协同集聚对合理化升级未表现出显著影响。基于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三大地区后续的产业发展布局提出以下建议:京津冀地区在保持京、津两市制造业发展优势的基础上,要着重挖掘、培育河北省地级市对制造业转移的承接能力,通过加强制造业集聚进而提升产业协同集聚水平;长三角地区要加强中心城区26市的辐射带动作用,促进区域整体产业协同度的进一步提升,进而充分发挥产业协同集聚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正向促进作用,此外,要重视在信息软件服务业、科研技术服务业中可能存在的资源过度倾斜情况,避免加深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负面影响;珠三角地区,要从根本上减轻对制造业的过度依赖,逐步把低端制造业转移到周边城市,同时为发展生产性服务业营造良好的氛围和环境。除了上述对各地区的针对性建议之外,三个区域还要共同注意加强各自的交通设施、信息设施的建设,以及正确发挥地方政府在产业布局上的引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