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产生于印度,最迟于东汉明帝时期传入内地。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快速发展,基于佛教思想意识体系完备,中国皇帝大力支持和寺院经济基础雄厚等原因,逐渐在中国广泛流传。隋代皇权鼎力支持,使佛教进一步发展。唐王朝繁荣强盛,是中国历史上的盛世王朝。而佛教经过魏晋南北朝的发展,于此时走向全面兴盛。佛教对唐代的政治、经济、社会思想意识、法制、民族关系、文化艺术、生活习惯等方面均产生了深刻影响。唐代皇族大多对佛教持尊崇扶持态度,大力支持修造佛教建筑,鼓励民众出家,广交僧侣,奉迎佛骨,给予高僧大德很高的礼遇。佛教已成为唐代高宗与武皇时期事实上的国教。唐前期的僧团管理制度趋于科学化。法律是统治者意志的体现,唐政府给予佛教以法律上的支持,使佛教的发展有了依据和保障。佛教与唐律分路同趋。《道僧格》是唐代的专门宗教法典,《唐律疏议》则有适用于佛教徒及相关人员的专门规定。佛教的“十恶”、“五逆”被吸收进入世俗法律体系并予以严厉打击。在一些特殊的节日,禁止杀生即“断屠钓”为法律规范所采纳。唐代是佛教发展的鼎盛时期。在唐代,佛教的八大宗派渐次确立并定型；八大宗派的形成又推动了全社会的佛学信仰。各大宗派教义虽然迥然,但只有唯识宗、天台宗、华严宗和禅宗等四宗,富有宗教哲学理论色彩,尤其是后三者,对中国社会思想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其中又以禅宗最具特色。唐代很多文人士大夫对佛教非常信仰,王维信禅,白居易“禅净双修”,柳宗元“儒佛同道”。军人也是信佛者中的一个特殊阶层。中晚唐以后,普通民众对佛教的信仰达到了高潮。佛教信仰深入影响到人们生活的各个细节之中,很多节日也深深地打上了佛教的烙印。因果报应受到广大民众的欢迎,是因为这一观念与古人的价值取向有高度一致性。中国古代俗语云：“日中则移,月满则亏,物盛则衰,天地之常数也。”事物发展的规律就是盛极而衰。唐代佛教在过度兴盛的同时也为自身埋下了衰落的诱因。唐高祖武德年间,虽然傅奕屡次上疏反佛,但影响不大,对佛教的传播没有产生太大阻碍。其后的太宗、高宗、武后、中宗、睿宗等,尤其是武后、中宗和睿宗三朝,更加重视佛教的发展。玄宗时期,面对佛教势力的过度膨胀,对佛教采取了规范发展政策。其后佛教的过分发展引起了一系列的弊病。安史之乱后,唐王朝由盛转衰,繁荣的经济因战祸遭到极大的破坏,佛教精神不再。许多人躲在寺院中,使唐王朝的税收受到严重的影响。如《旧唐书》所言,“十分天下之财而佛有七八”,“京畿之丰田美利,多归于寺观”。朝廷所能直接控制的区域日益缩减。韩愈反佛是历史上的著名事件。他指出当时一系列的佛教弊病,由于佛教盛行,僧尼众多,使得人民经济负担加重,并且还与官方意识形态,即儒学格格不入。基于政治、经济、思想意识等因素考量,唐武宗于会昌年间推行大规模的灭佛运动,力度空前,影响深远,使佛教遭受重大打击,迅速衰落,个别宗派从此一蹶不振。唐代以后至宋元明清,随着儒家理学统治地位的确立,佛教在上层渐失皇权的持续扶植；而佛教仅存躯壳,僧众自身不守戒律,谋求厚利,在下层亦失去民众的信奉膜拜,民间信仰之基石趋弱,故再未恢复元气。佛教兴衰自有规律。在丧失了皇权支持、经济实力下滑、被儒学主流意识形态挤压的情况下,衰落就成为一种必然。唐代佛教势力世俗化趋势明显,并已经成为统治阶级政治集团所利用的有力工具。教权虽依附于皇权,但与皇权密切联系,双方互惠合作,形成了稳定的利益共同体。但是,佛学教义的地位始终不能与儒学相埒,佛教始终只是统治阶级政治集团的附属,当教权恶性膨胀至危及封建皇权安全时,就会遭到皇权的抑制、打压乃至毁禁。佛教兴衰变迁与唐代政治的互动关系明显。关于以佛教发展与政治社会关系为视角对唐代佛教兴衰的研究,虽然有零星的论文发表,但国内学术界尚未有系统的研究成果问世。而海外学者如美国人、日本人的研究,往往因不够深入了解中国的国情,故具有一定的片面性。论文的结论与创新,可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宗教史学、政治史学的研究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