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1873—1929)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中国近现代史上极富传奇色彩的人物,领导公车上书、推动戊戌变法、倡导三界革命、主编《时务报》、参与民国新政,这些政治活动毫无疑问奠定了他精神领袖的地位。但是,鲜为人知的是,作为清华四导师之一,他也是清末民初中国文化史上不可多见的文化巨匠。当今学者无论是研究清末民初的政治、哲学、史学、经学、美学、文学、教育、经济、法律、新闻、宗教、考古学、金石学、文献学、地理,都绕不开一个梁启超。而对于文艺美学学科来说,梁启超的贡献同样不容忽视：如何挽救民族肉体与精神的双重疲敝,他提出“心力”理论,让“经世”佛学、“致用”儒学与“无用之用”的美学联手,有效化解了物质与精神、西方与东方、科学与美的紧张对立,使“心力”转变为诗性审美与哲学思考的强大心理支持。如何在科学理性大行其道时坚守对日常生活的凝视,他提出“情性”说,对现实人生进行审美化践履,从而开启了中国传统诗学“现代转换”的先声。如何排除“赛先生”给学校教育带来负面效果,他提出富有梁氏特色的“美育”论,尝试着如何通过“乐”的方式达到“美”的效果,如何在“美”的感召下实现“仁”的境界。面对中西文化大碰撞,他用“会通”的视野来应对,坚持先中后西——调西入中——以中济西的理论思路。梁启超的文艺美学思想,是古今中西交汇时期中国近现代美学尝试转型的一个重要范例,创造性地开拓了中国近现代文艺美学学科的研究领域、研究角度、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对于梁启超的集中研究,于今已经有二十余年了；而对于梁启超文艺美学思想的研究,进入新世纪以来更是如雨后春笋。笔者认为,对梁启超的文艺美学思想的研究,似乎应该寻求范畴之外蕴含的整体意义,在对其全面综合考证时考虑时代主体迫切的精神诉求,在人文学科话语重建时关注理论之外深沉的人文内涵,在文论的古今转换、中西结合中专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新生新育。在研究方法上,本文主要采取理论范畴溯源法与理论特色归纳法,厘清“心力”与“情性”两大概念的源流,总结出梁启超“心力”说的五大理论重点：热力、爱力、意志力、创造力、审美感染力；概括出“心力”说的四大理论特色：物力与精神力的结合、佛陀与维纳斯之盟、文学与人心的合力、启蒙与救亡的互动；发掘出梁启超“情性”说的四大内涵：艺术情感论、生活情趣论、情感个性论、情性本体论；归纳出梁启超的四大“美育”理论：美的享乐说、美的创造说、以艺术视教育作用说、伦理意义的美育说；梳理出梁启超集中运用的四组相辅相成的研究方法：科学精神与整理国故、历时推演与共时归纳、思辨论证与感性表达、分类比较与发潜阐幽。本文运用的另外一个研究方法是比较法,通过对梁启超与鲁迅“群”“独”观的比较,探讨知识分子的现代性转换问题,即面对着天崩地裂的时代变局,具有现代前瞻意识的知识分子,在对西方研究方法与传统的学术资源进行整合时,所呈现出的典型时代特征：研究方法上的科学性、知识思想上的贯通性、精神人格上的批判性与学术追求上的独立性。通过对梁启超与杜亚泉、李大钊的比较,凸显出面对中西文化大碰撞,一代学人对中国传统文化出路问题所展现的学术态度,这些态度说明了社会理想的实现终归与审美意识密不可分。本文认为,梁启超美学思想呈现出独具特色的体系性,即：梁启超文艺美学思想,是一个以“心力”说为核心,以“情性”说为本体,以“美育”论为目标,以“会通”观为视野的人生艺术化文艺美学体系。它的四大理论范畴是：作为鉴赏论的“心力”、作为创作论的“情性”、作为功能论的“美育”,作为方法论的“会通”。这个体系有着自己的特色——潜隐性与开放性,有着清晰的理论脉络——“变”而“非变”,有着坚守的立场——学术研究与人文关怀。它是心力、情性、美育、会通四者的有序化合,更是美·艺术·生活三者不可分割的内在贯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