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河南省内黄县梁庄镇三杨庄村发现了大面积的汉代遗址,其主要内涵是被泥沙覆盖的庭院遗存与农田遗迹,出土了大铁犁、铁犁铧冠、石磙、石磨、石碓、石臼、陶盆、陶碗、铁釜等数量众多的农业生产与生活遗物,结合遗址内的水井、编织、道路、池塘等其他遗存,可知这是一处农业聚落遗址。从考古发掘和勘探情况来看,三杨庄遗址的形成与新莽始建国三年(公元11年)“河决魏郡”有着密切的关系,其汉代聚落整体被淹没、埋藏的时间当在新莽天凤元年(公元14年)之后。与其他秦汉时期聚落的考古发现相比,三杨庄遗址是中国目前唯一一处大面积发掘的保存完整的汉代农业聚落遗址,为研究汉代乡村社会的经济、政治、科技、文化等提供了难得的实物资料,极大地推动了秦汉时期聚落形态与农耕技术等领域研究工作的进展。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社会出现转型,主要表现为血缘宗法制社会向地缘官僚制社会的转变。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各诸侯国纷纷推行新的地方行政制度,其中影响最深的是秦国商鞅变法,其在县制、闾里什伍制,以及户籍制等方面的改革,导致聚落形态出现城市化和闾里化的发展趋势。伴随着大一统帝国的形成,政府为了加强对基层社会的控制,闾里制度等被强化和推广。西汉时期,阊里制度已成十分完善,成为帝国中心区域农业聚落的主要形态之一。西汉中后期,经济繁荣、社会稳定,人口出现一定程度的增长,对原有闾里化聚落的土地与居址等承载能力产生冲击,迫使政府不得不将大量的公田或荒地以“赋”、“赐”、“假”等形式转交至无地的贫民手中,以满足其对土地的需求。伴随着新土地逐渐分割和新聚落慢慢形成的过程,以及在名田宅制度与社会控制强度相对弱化等因素影响下,新聚落呈现为非闾里化的形态,房舍犹如满天星斗般地散布在整个聚落范围内,而农田则分布在房舍周围。从目前考古发现情况来看,三杨庄遗址汉代农业聚落整体上呈现为“田宅相接、宅建田中、宅与宅隔田相望”的形态,它的历史意义在于其与阊里化聚落的巨大差别,预示了新的社会形势下农业聚落形态发展演变的一种新趋势。三杨庄遗址作为一处保存完整的汉代农业聚落遗址,发现了大量与农业生产直接相关的遗迹与遗物,其中大面积甽畮相间的农田遗迹使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代田法。据《汉书·食货志》记载,汉武帝末年任命赵过为搜粟都尉,以农业技术的革新为突破口,探索促进农业发展的新途径。赵过在代田古法的基础上,改进出了西汉代田法,即对已实施土壤全耕的农田进行修整,使之成为甽畮相间的形态,然后将种子播种于甽中,并在中耕过程中通过向作物根部逐渐地培土,使甽与畮在一个作物生长周期内实现形态互换的耕作技术体系。三杨庄遗址出土大铁犁和鼓形石磙的形制与功能,与上述文献记载代田法的技术特征正相符合,结合遗址内农田遗迹甽畮相间的形态,可合理地推测出三杨庄遗址汉代农田遗迹所反映的农业耕作技术体系与代田法耕作技术体系具有高度的一致性。故此,三杨庄遗址汉代农田很可能就是当时采用代田法耕作留下的遗迹。汉代冬小麦在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种植得到了推广,结合这一史实分析,三杨庄遗址农田遗迹所反映的耕作技术体系,是与当时遗址所在区域的水、气候等自然环境因素相适宜的技术选择。当然,农业耕作技术的改进与传播还需要良好的社会环境条件。西汉初年家庭分异制度的变化与食邑政策的改革,均是以发展农业为目的而作出的政策性调整。整个西汉时期,为了给农业发展营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屡次颁布劝农诏书鼓励和指导农业生产活动,如汉武帝力田诏的颁布促进了代田法的改进与推广,这充分说明了政府行为在农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