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上市公司高管薪酬问题一直备受社会关注,高管自定薪酬的报道也频繁见诸媒体。高管们何以能够自定薪酬呢?越来越多的国外学者也开始关注这个问题,他们的研究表明公司管理层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甚至决定着自己的薪酬,由此形成了薪酬理论的新流派——管理层权力理论。同时我们注意到,现在大家讨论最多的是每年年报公布的高管的货币薪酬,然而实际上高管们除了获得显性的货币薪酬之外,还享受着其他非货币性的福利和待遇,而在职消费就是其中之一。由于在职消费本身具有隐蔽性和不确定性等特点,人们对其关注远不及货币薪酬。加上我国年报披露规则并没有强制要求披露在职消费金额,导致学者们在研究在职消费的时候很难获得其准确数据,这或多或少的阻碍了学者们对在职消费的研究。基于此,本文依据中国上市公司实际情况,从“管理层权力-在职消费-公司业绩”的动态视角,通过设计管理层权力指标,检验管理层权力理论在我的国实用性,研究在职消费是否也成为代理问题的一部分。本文的文献综述部分回顾了国内外管理层权力和在职消费的相关文献,理论回顾主要阐述了代理理论和管理层权力理论,并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论述了在我国存在管理层权力问题的现实可能性和研究的必要性,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本文的三个研究假设：H1：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上市公司管理层权力越大,其在职消费程度越高；H2：与国有上市公司相比,非国有上市公司管理层权力更大,在职消费程度更高；H3：在职消费会给上市公司业绩造成显著负面影响,即在职消费程度与公司业绩显著负相关。本文收集了2007-2010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共计2588个研究样本,其中在职消费数据是通过手工翻阅年报,统计“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流”中可能包含在职消费数据的明细项目得来的,其他数据来均自CSMAR数据库。在描述性统计中,本文将样本分成国有上市公司和非国有上市公司,通过差异性检验发现：非国有上市公司的管理层权力显著大于国有上市公司的管理层权力；在职消费程度(在职消费金额／营业收入)方面,非国有上市公司的在职消费程度也显著大于国有上市公司的在职消费程度。此外,我们还将样本分成管理层权力型和非管理层权力型公司,通过比较发现管理层权力型公司的在职消费程度显著大于非管理层权力型公司的在职消费程度。结合回归结果,进一步分析得出了以下结论：相比非管理层权力型公司,管理层权力型公司的在职消费程度显著更高,说明上市公司管理层确实运用其所掌握的权力获取了更多的在职消费,而进一步检验发现,相比非管理层权力公司,管理层权力公司的绩效并不显著更好。同时我们将样本分成国有上市公司和非国有上市公司进行分样本检验,结果进一步证实了非国有上市公司的在职消费程度显著大于国有上市公司的在职消费程度,这与我们假设是相符的。通过检验在职消费和公司业绩,我们发现无论国有上市公司样本还是非国有上市公司样本,都证实了上市公司的在职消费与公司业绩显著负相关,说明在职消费加剧了公司的代理问题,降低了公司绩效。通过以上的分析和研究我们发现：首先,我国的上市公司管理层权力确实提高了在职消费水平,进而由在职消费导致了更为严重的代理问题。所以必须高度关注管理层权力,重视在职消费问题。因为上市公司高管有可能利用权力影响公司治理机制,降低其自身受到的监督和约束,通过在职消费等手段谋取私利,进而损害公司利益。我们认为如何授权以及授权后的制约是关键,只讲权力和激励,不讲监督约束,容易误导管理层获取私人收益。因此作为政府或者股权投资者有必要学会识别管理层权力型企业,对高管实施个人利益侵占的企业应该给予相应的监督和市场处罚,从而减轻其负面影响。其次,在以往的文献中鲜有对民营上市公司在职消费的研究,本文研究发现,相比国有上市公司,非国有上市公司的管理层权力更大,在职消费程度更高。随着我非国有企业的发展,非国有上市公司中管理层与股东的代理问题、大股东与中小股东的代理问题应该引起更多的关注。第三,相比非国有上市公司,国有上市公司在职消费金额的绝对值更大,在职消费对公司业绩的侵蚀也更严重,说明国有上市公司的治理问题依然严峻。综上所述,如何加强对我国上市公司管理层的监督和制约,完善公司内部治理,减少管理层的机会主义行为,从而提高公司治理水平依然是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的贡献主要有以下两点：其一,本文通过比较国有上市公司和非国有上市公司发现：相比国有上市公司,非国有上市公司的管理层权力更大而且在职消费程度更高,这一结论与人们通常的观念不同。其二,本文将管理层权力与在职消费相结合,证实了管理层权力提高了上市公司在职消费水平,证明了管理层权力理论在我国的适用性,同时丰富了有关在职消费的研究文献。本文的局限性主要有以下几点：其一,本文的研究样本仅占全部上市公司总数的35%左右,这可能会对本文的结论产生影响。其原因主要是我国当前的财务报表披露准则并没有强制要求上市公司的在职消费数据,导致相当大一部分公司没有披露在职消费数据。其二,要准确计量在职消费是比较困难的,一般认为企业高管人员的在职消费可以通过“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流”所列的8项费用转出,但是我们无法判断这些费用是否属于正常开支。因此本文所收集的在职消费数据可能包括企业经营的正常开支,也可能包括是为满足公司高管个人效应的非正常开支,这可能会使本文的结论不够准确。其三,本文对管理层权力的理论归纳还不够全面深入,对管理层权力变量的选择和设计还有待斟酌和改进,因此样本可能无法准确涵盖所有的管理层权力型企业,这可能对结论造成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