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逍遥游”是庄子哲学思想的灵魂,它代表着独立的个体意识在中国思想史上的觉醒,而它所张扬的则是一种非政治化的、卓伟超拔的个体生命理想。“逍遥游”在中国思想史上产生的影响既是深远的,并且无论就方外逸人还是就方内士人而言,这种影响又都是极其复杂的。因此,研究庄子的“逍遥游”及其历史影响,不仅有助于深入理解其哲学思想的特质,而且有助于把握中国传统人生哲学精神的内蕴。关于庄子“逍遥游”的研究,历来学者大多采取玄远高明的阐释理路,把它视为内在的精神境界。从“逍遥”与“游”二词的本义和用例、“逍遥游”作为篇名可能晚出、“逍遥游”篇的文本构成和思想主题、“天下”篇对庄子思想的概括以及庄子思想在后世所产生的影响、所遭受的批评等方面来看,“逍遥游”不仅是一种内在的精神境界,而且还是一种外在的现实生存方式。进一步看,在精神境界和生存方式这两个方面,“逍遥游”又分别表现为复杂且内在相通的二重结构,诸如精神境界层面上的安顺自适与忘我超拔、有情与无情,生存方式层面上的随顺委蛇与疾俗孤傲、道德与超道德,等等。这种复杂的二重性也正是“逍遥游”之所以产生复杂影响的根本原因之一。由于思想语境、价值观念和学术方法的转换,后世的解庄者对“逍遥游”的诠释和评价常常存在着很大差异。本文选取五个在庄学史上较有代表性的诠释个案进行研究,以期勾勒出“逍遥游”作为一种人生精神的多元化的历史流变。其中,《淮南子》基于黄老学的立场,阐发了政治化的圣主“逍遥游”;身处动荡险恶的政治环境中,阮籍狂慎兼具、亦儒亦庄,“逍遥游”是他在不得已情形下的身心逃遁之所;郭象的逍遥义在历史上产生的影响最为悠远,从他所发挥的有待逍遥和无待逍遥来看,其中不仅渗透了儒家的价值观念,而且掺杂着某些黄老学的思想主张;支遁提出的以寂心为本的“逍遥游”虽然出自佛教背景而带有出世倾向,但同时也表现出了鲜明的玄学特色;明清交替之际,王夫之在以儒家观念重塑庄子的同时,对其兼包身心安顿之道的“逍遥游”思想亦深有取鉴,而他的“逍遥游”释论则透显着君子虽堕危境却不失仁民济物、赞育万化之志的理想信念。在近代以来的思想史上,“逍遥游”作为一种传统的人生精神,仍然通过它所受到的各种批评以及它与自由主义的关联等形式,延续着它的历史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