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先后经历了一般介绍到先进知识分子有意识地广泛传播再到理论宣传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几个阶段。中国先进分子最终选择和接受马克思主义,根本原因是在于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日本渠道是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重要渠道之一,留日学生是中国最早的和主要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其中浙籍知识分子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发挥了重要作用。施存统一生思想和信仰经历了几个重要的变化过程。早年曾经与信奉中国传统礼教和孝道,初到杭州时,甚至还被同学称为“道学先生”。但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影响和熏陶下,他逐步接受了新思想,也从根本上改变了对传统孝道的认识,发表了著名的《非孝》,并因此引发了著名的“一师风潮”,但此时他接受的却是无政府主义思想。北京工读互助团的失败,使他逐步认识到无政府主义的局限性。到上海后,在陈独秀和戴季陶等理论大师的影响下,特别是到日本留学后,他的思想认识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完全抛弃了无政府主义思想,转而接受和信仰马克思主义。之后,他开始积极宣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施存统大量翻译和接受日本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并撰写大量宣传和介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文章,同时与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进行论战。他是《先驱》的重要主编和最主要的撰稿人,通过《先驱》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施存统还积极探索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中国的应用,努力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并较早认识到如何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了重要贡献。施存统在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能够成为一名出色的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与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影响是分不开的,同时也与陈独秀、戴季陶等著名理论家的指导和影响密不可分,当然也是他个人刻苦学习、独立思考和探索的结果。他不仅是日中之间社会主义思想的沟通者,而且他的宣传和研究工作,大大丰富和深化了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的内容,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中共早期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水平。当然,由于时代和个人的局限性,施存统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也存在着一些误区和偏差,但这也并不影响他在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的重要历史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