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大力推进城乡一体化,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但长期城市取向的发展模式致使城乡二元结构问题在大转型时期仍旧突出。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社会工作从价值理念、具体目标、理论视角、问题解决技巧等方面来看都和这一战略有着较高的亲和性,这对农村社会工作来说是一个重大的发展机遇。推进我国社会工作的“下乡”不仅有助于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更能够有效逆转乡村社会的颓势,促进解决当下乡村治理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重点和难点问题。然而,由于社会工作起源和发展于城市社区,专业社会工作服务在乡村社区的开展难免遇到流于表面、水土不服的问题。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分析了基于血缘、地缘与乡缘关系而建立起来的互惠机制与互信机制能够扎实、有效地推进乡土社会中的乡村治理,从这种乡土社会的治理方式转变到现代乡村社会的治理方式,是内生性演化的结果,因此,当代中国的乡村社会治理方式根本不可能全盘西化,一定是在继承乡土社会治理方式基础上、通过借鉴西方现代社会治理方式渐进形成本土化的治理模式。在此背景下,农村社会工作的实践在全国逐渐推广开来,其中云南、湖南、江西、广东等地的农村社会工作实践走在了全国前列,形成了著名的“万载模式”、“云南绿寨”等实践模式。笔者基于对以上各地经典案例的文献梳理与吉林省长春市九台区的实地调查研究,发现农村社会工作的发展存在诸多“文化隔离”问题,本文从时间观念和文字使用、文化价值观念、生产方式与社会政治结构三个维度上进行分析,具体表现为时间观念不强、文字使用困难、农民主体性认知障碍。社会工作要实现有效参与乡村社会治理、助力乡村振兴的目标,不仅要从浮于表面到下沉,更要从下沉到扎根。笔者从推动社工下乡服务转型、增强农民身份的主体性与加快转变乡村治理结构三个维度上展开思考与论述,试为同在研究专业社会工作服务与乡村社会的适应性互动问题的一线社工与学者们提供一点经验与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