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重大疫情是对我国传染病救治保障法制体系的一次严峻考验。为了保证新冠传染病人的救治,相关部门立足现行法律不足之处,紧急推出应急政策,提出“确保患者不因费用问题影响就医、确保收治医疗机构不因支付政策影响救治”的“两个确保”要求,通过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医疗救助、财政补贴协同保障,全面“免除”了确诊和疑似患者的医疗救治费用,有力保护了公众生命健康的安全。但是“应急政策”针对的是“新冠”疫情个案,且因理论准备不足,只是明确基本方针,制度建构尚不完备,政策指导价值难免受限。因此,梳理医疗服务与公共卫生服务交织运行实态,深究基本医保基金与公共卫生服务资金政府主导筹集的社会政策性、保障性、福利性,健全医防融合之宏观治理与管理协同机制、常态化健康保障机制、重大疫情医疗救治费用保障“应急”机制在现阶段就显得格外重要。重大疫情医疗救治费用保障需要医疗服务与公共卫生服务共同发挥作用,需要基本医疗保障法、基本公共卫生保障法、传染病防治法等多个法律部门协调并明确规定具体费用保障程序与细则。但现状却是基本医疗保障法、基本公共卫生保障法、传染病防治法衔接规范较为粗略,操作性不强,还存在诸多不合理与冲突之处。因此,完善重大疫情医疗救治费用保障法律制度,需要吸收我国经历新冠疫情后的经验教训,修缮基本医疗保障法、基本公共卫生保障法、传染病防治法等法律,并在现行健康保障和基本公共卫生法制框架下,推进医疗服务与公共卫生服务融合,把常态化的传染病保障机制与重大疫情“应急”机制相结合,并建构与完善重大疫情“应急”救治特别条款。只有建立起完善的重大疫情医疗救治费用保障法律机制,才能在重大疫情发生时最大限度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