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的传统专长在于研究异文化，而其中暗含的关怀往往在于通过对具有“他者性”的对象的注视和观察，反过来关照自身，反思我们的文化和社会结构中可能存在的僵化、傲慢、偏见和局限性。从这一个角度来看，笔者认为中国当代艺术群体与中国主流社会之间也存在着这么一种关照和守望的意义。中国当代艺术一直以先锋性、实验性和“反体制”为特征，长期处于地下和半地下的存在状态，隔绝于主流社会的视野之外。当代艺术家们也往往有一种拒绝融入主流的坚持，虽然身在中国社会，却往往宁愿做边缘群体，用难以理解、怪异或让人震惊和失语的艺术创作对社会现实进行解构。这种双重疏离使得他们成为我们身边的“他者”，对当代艺术圈的研究因此也适宜作为一个人类学课题——它要求人类学式的进入：只有通过田野工作，才能切实地了解和理解当代艺术圈的日常和现场，避免脱离事实的简化论、观念之争或刻板印象；只有通过整体性的文化比较和结构分析，才能把握这一具有“他者性”的独特群体，并从不同层面中探寻其与“我们”之间的关照意义。这是对当代艺术圈进行人类学研究的初衷。从人类学理论的角度，本文试图探究的是一个人类学经典概念“阈限共同体”在中国社会结构和文化语境中的呈现方式。探究的起点在回应维克多·特纳关于反结构的共同体的研究，特纳发展了范·盖内普的过渡仪式理论，指出阈限(liminal)状态普遍存在于人类社会文化过程中，人类是结构与反结构的共同造物。当处于阈限中的人们因为种种原因聚集在一起，可能会凝结成一种反结构共同体（anti-structurecommunity），特纳称之为communitas。这种共同体具有阈限性、局外感和结构上的弱势地位等文化特征。但是，阈限及阈限中的communitas只是一个中间状态。正如通过仪式必将结束一样，在阈限这一过程中人们短暂地从结构中脱离出来一段时间，最后仍是要回到结构中去的。Communitas随着时间的发展，或者消失融入主流结构，或者本身结构化变成新的结构。在笔者的田野工作中，发现一方面中国当代艺术圈符合特纳所描述的“中介性、局外感和结构上的弱势地位”等文化特征。另一方面，自70年代末以来，中国当代艺术圈已经存在了三十多年。这个共同体一直维持在一个规模不大，地位边缘，异质而带有神秘感的状态，既没有消失，也没有结构化。一个看来遥远、怪异而又脆弱的共同体，为什么得以在变迁的中国社会中存续下来？而且一直以一种非结构性的中介状态存在着？为解释这种状况的特殊性，本文将引入一个地方性知识“江湖”，一方面用于描述一种常态化的反结构空间和社会生态、另一方面用以分析中国人心中关于社会结构的宇宙观。“江湖”作为一个文化隐喻，拥有水域形态的高流动性和反结构特征。在中国当代艺术圈中，这个隐喻常常被引用，一方面是因为作为文化体系的当代艺术内在的反结构张力使得圈子的生态暗合人们想象中的江湖特征，另一方面作为意义之网的“江湖”本身也通过叙述、传说从象征层面塑造了一种反结构的根范式想象。在与主流社会（也既是结构社会）的关系方面，一种“处江湖之远”的位置关系描述的是疏离、隐匿、潜在但强边界的群体或秘密社会。在中国当代艺术圈这个江湖中，一方面它是开放的，没有任何标准来挑选、判定和评价其成员，另一方面它又有着很强的边界。在画展开幕等集体仪式中，人们通过“在场”和“被讲述”确认他们的成员身份，操持圈子的独立性，不会融入主流社会的结构中。本文还尝试将水域江湖与“乡土中国”等研究视角稍作勾连，并指出作为隐喻想象的“江湖”在社会科学对反结构进行研究的过程中的可能具有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