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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汉时期琅邪地区儒学在中国儒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琅邪地区的儒学是齐鲁儒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首先,琅邪名称的由来,史书中无明确记载,从出土的印章、封泥来看,“琅邪”属官方文书正式用字,而“瑯琊”“琅琊”则多在民间流传。唐以后“琅邪”作为行政区划名称不复存在,“琅邪”两字在正史史书中的记载也就不多见了。两汉时期“琅邪”作为行政区划名称经历了属诸侯国之郡—独立为诸侯国—属中央政府直辖之郡—独立为诸侯国的变化,治所也经历了从沿海向内陆的迁移变化过程。其次,从两汉时期琅邪地区儒学发展的历程来看,琅邪地区儒学与齐鲁儒学的发展历程具有一致性。在汉初,琅邪儒学经历了它的凋敝阶段,在凋敝的同时,琅邪儒学也在缓慢的发展。之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得到西汉政府正式的官方认可,这就为儒学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政治环境,琅邪地区儒学开始在政府的护航下全面发展。到宣帝时期,虽然宣帝主张“霸王道杂之”,甚至对儒学进行了某些压制,但是琅邪儒学仍然开始向它的全盛期过渡。汉元帝时期之后直到西汉末,由于汉元帝的大力支持,琅邪儒学达到了它的全盛期。东汉初,琅邪儒学完全是全盛时期儒学的余韵,出现了衰退的迹象,琅邪儒学开始走下坡。而此时其他地方的儒学开始兴盛起来。东汉和帝之后,琅邪儒学完全没落下来。再次,在琅邪地区儒学自身的特征来看,琅邪地区的儒学受到齐学与鲁学的双重影响,而更倾向于齐学。从地理位置上看,琅邪属齐地,琅邪儒学应属于齐学,但是它又不可避免的受到鲁学的影响。琅邪地区的儒学以今文经学为主导,在古文经学为主导的东汉时期,全面的衰落,古文经学有所出现,但是经过东汉的统一战争之后,毁坏殆尽。琅邪地区的儒学的传播方士以私学为主。而私学又分为私家教授和家世传业两种方式。琅邪地区的儒学非常明显的具有以上三个特征。最后,两汉时期琅邪地区的儒学是齐鲁儒学的一部分,是中国儒学的一部分,既与齐鲁儒学有一致性,又有自己独特的地区特色。它培养儒学人才,补充政府官吏;著作儒学典籍,广泛传播儒学。而琅邪地区的儒学对琅邪地区的社会风俗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尚巫风俗、尚武民风和丧葬思想都产生了很大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