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尔特·拜尔茨将基因伦理学分为两大立场——主观论与实体论。实体论坚持,人是统一、独立、具有严格规定性的实体,基因技术对这一实体的不适当干预和控制会引发严重的伦理灾难。由于这一立场无法解释人类历史上不断改造自然和改造自身的事实,又缺乏理论根据,作为基因伦理学的哲学基础是不适宜的。主观论针锋相对,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和道德主体性,把基因技术能够带来的自我进化与促进道德自主性、拓展人的尊严统一起来。主观论的问题是:无法明确指出自我进化的目标和方向,无法保证理论的社会有效性。传统基因伦理学的困难,根源于其研究视野始终没能摆脱“技术-伦理”、“主体-客体”等二元对立的分析框架。本文从现象学出发,包括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哲学、梅洛-庞蒂的身体现象学以及道德物化理论,尝试破解传统基因伦理学的两大局限,提出以境遇的有限性和发生性为基本指导性原则,通过“协商陪审”和“技术调解”实现社会有效性的境遇论设想,作为探索基因伦理学理论进路的新的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