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西方翻译的文化学派异军突起,给翻译理论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其中最有名的是苏珊·巴斯奈特提出的文化翻译观。1990年苏珊·巴斯奈特和安德烈·勒菲弗尔合编的《翻译、历史与文化》一书出版,旗帜鲜明地提出了西方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发展方向。研究界打破了传统的观念,把翻译研究带进了一个多维发展的新阶段。巴斯奈特认为翻译是文化内部与文化之间的交流。翻译的对等就是原文与译文之间文化功能的对等。因此翻译不是一个纯语言的行为,它深深地根植于语言所处的文化之中。巴斯奈特文化翻译观的提出,标志着翻译研究迈向了一个新台阶,有着深刻的时代意义和理论指导意义。20世纪八十年代,翻译研究已经进入翻译文化论的阶段。《围城》英译本是由美国学者珍妮·凯利和茅国权所译,两位都对汉语有比较深的研究。珍妮·凯利毕业于美国威士康辛大学中文系硕士。茅国权具有中国背景,曾就读于香港新亚书院,美国耶鲁大学,威士康辛大学,是宾州希彭兹堡州立学院教授,知名汉学家。珍妮·凯利为《围城》译了初稿,然后茅国权为其润色,这样的合译本,对文化的传播有重大的意义。本文将以其杰出的代表人物苏珊·巴斯奈特的文化翻译观探讨《围城》英译本中文化信息的翻译。本文采将文化信息分成三个层次：表层(物质文化)、中层(制度习俗文化)和深层(心理文化)。最后还引入了文化的更为复杂微妙的第四个层次：超语言文化信息。论文首先介绍了巴斯奈特文化翻译的发展过程及具体内容,紧接着对围城原著和英译本进行了描述,然后基于巴斯奈特的文化翻译观理论对英译本中文化信息的处理进行分析并指出其精彩与不足之处,从而得出结论：只有处理好两种语言所承载的不同文化的差异才有望于译文用最切近而又最自然的对等语再现原文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