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贸易大国的中国,在近几年经历了经济增速的逐步下滑,并引发了全世界的广泛关注。在经济增速下滑的同时,中国还出现了地方政府债务的超常规扩张、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迅速累积的现象。其根源在于,为落实全球金融危机后的“四万亿”财政刺激计划,中国财政部于2009年将2000亿元代理发行地方政府债券纳入省级政府财政预算,并由财政部代理地方政府统一发行。自此,中国地方政府债务开始不断扩张,且扩张速度明显超过地方经济承载能力的增长。事实上,除以地方政府债券为代表的“明债”外,以各地方政府的城投债为代表的隐性债务也为中国的金融安全埋下隐患;并且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正在困扰着越来越多的中国省份,一旦某省份发生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事件,很可能引发债务风险的跨省份传染。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对国家层面防范与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已刻不容缓,加强全方位的监控已势在必行。因此,探究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识别及风险管理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虽然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识别及管理早已是学术界的研究热点,但是这一领域还有很多值得深挖的研究内容。比如,就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度量,我们不能仅从债务本身出发,还应考虑与其对应的资产规模以及市场价值因素。因此,本研究选择从宏观金融工程中的宏观资产负债表视角出发,探究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识别及其管理问题,主要内容和研究结论如下:首先,本研究编制出具有可操作性的地方政府宏观资产负债表;并改进了债务违约距离的计算操作,突破了以往通过违约距离的计算来度量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局限;本研究还从账面价值角度和市场价值角度,分析了中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状况。研究结果显示:第一,不必简单默认“地方政府债务规模扩大等同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上升”。第二,地方政府债券与城投债是中国地方政府债务的重要组成部分,且近三年地方政府债券在地方政府债务中的占比超过了城投债。第三,绝大部分省份的地方政府资本结构错配风险呈上升态势;西部省份的资本结构错配风险最大,随后依次是东部省份和中部省份。第四,大部分省份的地方政府流动资产比在震荡中走低,在区域分布上呈现东高西低、中部居中的特点。第五,各省份的地方政府流动负债比均在35%以内且走势震荡幅度较大,区域差异不明显。第六,各省份的地方政府流动比率于近六年呈逐年递减态势,在区域分布上大致呈现东高西低、中部居中的特点。第七,大部分省份的地方政府清偿力风险呈逐年上升态势,且清偿力风险在区域分布上大致呈现出东低西高、中部居中的特点。第八,各省份的地方政府或有资产负债率均大于其账面资产负债率,且绝大部分省份的或有资产负债率呈逐年上升态势;在区域分布上,西部省份的或有资产负债率均值最大,随后依次是东部省份和中部省份。第九,大部分省份的地方政府债务违约距离呈先下降后上升态势,且地方政府债务违约风险在区域分布上由东往西递增。其次,本研究以改进计算操作后的地方政府债务违约距离为债务风险的度量,使用社交网络模型,识别出中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空间关联特征,并以此分析了地方政府竞争、权责分离和政府干预对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空间中心地位及空间溢出效应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第一,各省份的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存在多重空间关联;且这种空间关联具有异质性和非均质性,表现为东部沿海省份和中部省份是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空间关联的中心节点,而西部省份不是;中西部有个别省份需引起警惕。第二,中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凝聚子群分组结果与中国七大地理分区存在相似性,但在某些地理分区里存在多个凝聚子群。第三,从子群的分派程度来看,子群关系在整体上呈现出随机分布特征,并以外向关系为主。第四,从中间人角色分类来看,中国各省份大多担任着联络人、守门人和代理人的角色。第五,从网络结构来看,中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具备“小世界网络”特征,且在2011～2017年间表现得尤为明显。第六,从传递性来看,中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传染性自2014起有所降低。第七,地方政府竞争、权责分离和政府干预均对中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空间中心地位有正向影响;其中,地方政府竞争和权责分离的正向影响通过了显著性水平检验,且前者的影响强度更大;而政府干预的正向影响未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第八,地方政府竞争、权责分离和政府干预程度均会导致中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空间溢出效应。再次,本研究基于中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空间关联事实,设计出一套综合考虑地方政府债务个体风险和传染风险以及风险区制转换的新预警系统,并使用机器学习法,调试出合理的支持向量机分类器对该预警系统进行了泛化处理。综合地方政府债务的“个体风险和传染风险”以及“静态风险和动态风险”这一最终的预警结果来看,湖南、江苏、湖北、河南、山东、陕西、安徽、广东、贵州、广西、四川和北京均会收到预警信号,这些省份需要引起监管部门的重点关注。最后,本研究以国家层面出台的关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管理的政策为研究样本,借助澳大利亚QSR公司开发的NVivo.11软件,构建出“目标债务-管理举措-机制保障”的分析框架,对中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管理相关政策展开了文本分析及其社会网络分析。研究结果显示:第一,中国非常重视地方政府债务的“借”、“还”、“管”的政策设计,对“用”却较为忽视;第二,各政策文本的编码参考点在数量上分布较为均匀,但在内容上差异较大,某些披露特定子节点的政策文本存在一定的时间界限;第三,中国在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管理的政策设计上彰显了“以人为本”的新发展价值观以及协同治理理念;第四,中国已形成以财政部为核心,以国务院、人民银行、银监会、发改委为中心节点,其它部门响应的“中心——边缘”的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管理模式;第五,中国需要加强相关法律建设并协调好发文部门之间的合作。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研究建议有关部门从全国范围展开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统筹治理,并进一步深化分税制改革,以遏制权责分离对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空间溢出的影响;努力构建科学有效的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管理预警系统;尽快制定地方公债法,努力提高各部门协同治理的效能,并采用市场化手段来解决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问题。本研究还建议各省份的地方政府尽快编制出宏观资产负债表,尽可能地打破地方保护主义,并主动减少对地方金融机构的不当干预。本研究可能的创新点在于:第一,本研究编制了具有可操作性、包含隐性债务在内的地方政府宏观资产负债表,并由此得到账面价值角度和市场价值角度的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度量指标。另外,为破解前人学者通过违约距离的计算来度量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局限,本研究参照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布的区域型地方政府债券系列指数的编制方法,在计算中国各省份地方政府债券指数的基础上,得到更符合中国实情、更科学客观的地方政府债务违约距离。第二,考虑到财政分权、城镇化、经济发展水平等传统认知缺乏对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空间关联特征及溢出效应的解释,本研究从地方政府竞争、权责分离、政府干预的角度出发,引入社交网络模型这种新的社会学研究典范,厘清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存在空间关联的主要推动力,并进一步分析中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空间溢出机制。第三,本研究设计出一套综合考虑地方政府债务的个体风险和传染风险以及静态风险和动态风险的新预警系统,力求为中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管理预警系统的设计提供一种新思路。第四,本研究不拘泥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管理政策的国际比较”这一传统的博士论文撰写框架,而是立足于中国本土自身,以中国已出台的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管理政策为研究对象,将质性分析法引进地方政府债务领域,提出一种识别和分析这些政策文本特征的可行性方法,为后续相关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借鉴;同时,丰富中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管理制度和政策等主题的研究,补充编码等数据证明,增加研究的客观性和可信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