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板荡，少数民族相继崛起，以图华夏。在内迁过程中，少数民族接触到华夏文化，为巩固统治，施行了一系列的汉化政策，故而少数民族统治阶层多谙熟华夏文化。从为政治服务的军国文翰，到情动于中而发于言的文学创作，少数民族作家诗文经历了三个高峰的发展，最终趋于成熟，甚至在有些方面堪与南朝比肩。学界对魏晋南北朝少数民族作家诗文的研究存在空缺，关注者少。本文以时代背景为依托，结合汉化情况知人论世；以民族为线，立足作家文本，探究文学特点。论文包括绪论和七章内容：绪论界定了本文的研究年限和研究对象。将魏晋南北朝的起讫定于建安元年（即公元196年）和隋文帝统一中国（即公元589年），前后共394年。将研究对象限定在清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逯钦立的《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和史书中，有明确记载的匈奴族、羯族、氐族、羌族、鲜卑族（包括慕容鲜卑、拓跋鲜卑、宇文鲜卑和鲜卑化高氏）这五个民族的作家诗文。第一章魏晋南北朝少数民族诗文概述少数民族崛起，政权林立。为巩固统治，少数民族统治阶层主要在政治制度与思想文化层面施行汉化。该时期少数民族的汉化经历了三低谷三高峰的曲折过程。与汉化的宏观背景相关联，少数民族作家诗文也经历了三低谷三高峰，最终趋于成熟。汉化程度越深，文学水平就越高，汉化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文学水平。第二章匈奴族、羯族作家诗文匈奴族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建立了前赵、北凉和夏三个政权，以前赵最有实力。羯族首领开始为前赵臣子，后建立后赵。因此，将两个民族放在一起对比研究。两个民族的汉化有所不同，匈奴族属于借鉴学习型汉化，而羯族则属于冲突型汉化。今存两个民族共12人，文章均为军国文翰，包括赏罚制度、求言招贤、建宫修殿、臣子谏进、军政民灾等。匈奴汉赵之文较渊厚，羯赵之文更霸气纵横，还体现了崇佛笃佛的特色。总体而言，两族文风雄豪爽直，质木无文，体现了尚武的民族特色。第三章氐族、羌作家诗文氐族、羌族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建立的政权有前仇池、后仇池（385-443）、巴氐成汉、苻氐前秦、吕氐后凉，以及姚羌后秦。两个民族，除巴氐成汉外，五个政权关系错综复杂，大致以苻秦为中轴，故将两个民族放在一起研究。汉化在氐族前秦时达到了第一个高峰，与之相应，文学也出现了第一个高峰。文体具有多样性特征，出现了魏晋南北朝少数民族的唯一一部子书《苻子》，假托古人想象虚构，善于譬喻，以寓言阐述道理，为“老庄之流”。诗歌以五言古体为主，风格刚健。第四章鲜卑慕容氏作家诗文慕容鲜卑是一个较富传奇色彩的少数民族，先后在74年的时间里建立了四个燕国。慕容鲜卑的汉化较早，且汉化过程较温和。存文作者为14人，30篇文，1首诗歌。慕容鲜卑的文学成就于十六国时期仅次于氐族前秦，尤其是慕容廆、慕容皝、慕容恪、慕容钟和慕容垂等人的文章，虽为军国文翰，却颇富文学意味，可读性强，文风雄博而不失渊雅，多慷慨之气。第五章鲜卑拓跋氏作家诗文拓跋鲜卑在魏晋南北朝的历史上活跃了近三百年，是汉化历程较复杂的民族。早期的汉化属于冲突型，前期为矛盾型，中期、晚期为深入型。文学的发展主要集中于孝文帝元宏前后，即汉化的深入期。出现了祭吊文、颂、赋等文学性强的文章，元宏的《吊殷比干墓文》是一篇难能可贵的骚体巨制，元顺的《蝇赋》则是“抒情小赋。”1诗歌以五言名篇，书写人生命运，是动乱时代的真实写照。拓跋鲜卑的作家诗文达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少数民族的第二个高峰。第六章鲜卑化高氏作家诗文鲜卑化高氏本为汉人，但累世生活于北边，习同鲜卑。鲜卑化高氏为六镇起义出身，是反对汉化的，因此它的汉化是冲突型汉化，值得注意的是，该时期出现汉化的逆流“胡化”现象。虽然后主高纬时期建立了“文林馆”，但高氏的文学并没有和当朝汉文士的文学同步发展，相较于拓跋鲜卑，鲜卑化高氏的文学水平逊色不少。同汉化的低谷一样，鲜卑化高氏的文学创作也处于低谷。文章多为军国文翰，文学性不强，风格凝练质朴，粗犷雄壮。第七章鲜卑宇文氏作家诗文经历了拓跋鲜卑的汉化，宇文鲜卑的汉化已较为深入，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少数民族汉化最有成效的民族。与之相应，在王褒、庾信等汉文士的影响下，作家诗文的水平得到了突飞猛进的提高。汉化与文学成就共同达到魏晋南北朝少数民族的最高峰。文体多样。文章还涉及文学批评理论。诗歌各具特色。总之，本文研究基于历史的大背景之下，以民族为主线，以汉化为辅线，以期对少数民族作家诗文作出合理的探究和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