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世昌是晚清民国时期的重要历史人物,对近代中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巴黎和会,又是近代中国极为重要的一场外交活动。过往的研究对徐世昌在巴黎和会中所发挥的作用涉及甚少。本文以巴黎和会期间的徐世昌为考察对象,对其在此期间的所作所为进行客观阐述和评价,并对其作为的形成原因进行分析。在徐世昌上台之初,徐世昌即寄希望于巴黎和会,希冀能够抓住战后机遇,奋勇直追,加强与各国的联系,发展经济,提升国际地位。和会召开前,徐世昌圈定了一个亲美的和会代表团,并确立了一个旨在收回关税主权、租界主权、铁路利权,废除领事裁判权等的全面的外交方针。和会召开后,徐世昌通过国务院、外交部向代表团下达训令,牢牢掌控着北京政府的大权。面对日本咄咄逼人的压力,徐世昌仍全力支持中国代表团在和会上据理力争。同时,徐世昌暗助研究系,鼓吹舆论,以国民外交打击国内的亲日派。在和会前期,国际形势确实出现了一些有利于中国的迹象。然而四月份之后,和会情势急转直下,由于日本威胁退出和会,美国转向向日本妥协。此后,国内局势发生变化,徐世昌的联美外交遭到亲日派的抵制。五月爆发了“五四”运动,群情激奋,围绕是否签约的问题,国内各派别各阶层争执不断。在这个过程中,徐世昌为了逃避责任,在是否签约的问题上采取模糊化立场,并在发往代表团的电文中采取模棱两可的语言。最终,由于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代表团成员选择拒签和约,一场政治危机才艰难渡过。剖析徐世昌对签约问题的真实态度,徐总体倾向于签字。徐在当时的思想主要是依靠条约体系来维护尽可能多的主权。这是在无法完全收复主权的不得已的情况下,尽可能地争取一个外交上相对有利的局面。徐世昌之所以能够积极维护国家主权,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从近因的角度看徐的策略和行为直接受到当时研究系人士外交主张的影响,从远因角度分析其在这一时期“联美制日”的外交策略又是秉持了袁世凯过去的一贯做法,从徐世昌自身角度分析,徐受传统思想尤其是颜李学派的影响较深,抵制列强维护主权的意愿强烈。虽然在巴黎和会上,中国未能成功收回山东主权,但最终中国代表团未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为以后中国收回山东主权打下基础。拒不签字,从浅层次意义上讲是顾维钧、陆征祥、王正廷等人的个人决定,但从深层原因分析是当时社会合力共同推动的结果,而徐世昌在其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其作为的影响一直贯穿于整个和会之中。但同时也应看到,徐世昌在巴黎和会时期的作为也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徐世昌过度依赖英美,对英美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最终引发外交危机。徐世昌虽然有一定的现代主权意识,但对世界局势的凶险缺乏有效的警惕性,甚至还抱有一种共同繁荣的幻想。其作为“文治总统”高唱“偃武修文”的口号,和平主义思想过甚,外交策略上缺少强硬成分。在对待国民参与外交问题上,他更愿意拿国民的抗议来作为打击政敌的一种手段,不愿意看到民众真正参与到外交事务当中来。当然,我们也必须看到,徐世昌的局限性是一种历史的局限性、阶级的局限性。任何人的思想和行为必然受制于其时代和阶级属性,徐世昌也无法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