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文学史上，宋代是继唐代之后的又一座高峰。但是，三百多年的宋代文学并不是均衡发展的，徽宗、高宗时期的文学成就与前后相比明显偏低。如果将宋代文学的历史比作一条长河，那么在神宗、哲宗时期，它浑灏流转，波澜壮阔，千汇万状，蔚为大观。至徽宗、高宗时期，却生气顿减，几乎凝定不前了。究其原因，“国是”是影响这一时期文学发展的最主要的因素。　　 “国是”是宋代政治史上的一个重要范畴。神宗与王安石在变法初期，为了克服来自于反对派的强大阻力，而将其引入政治生活中。它意味着惟一正确的治国方略，其实质是“皇权”与“相权”的结合，具有强烈的专制集权色彩，而其作用则是排除异己的有效工具。起初，它只是被用来压制议论，异议者虽被边缘化，而仍可在政坛立足。但是很快，持“国是”者就用它来对反对派实施政治禁锢，并且株连亲族，异己分子则被流放南荒，与死为邻。而到了秦桧主政时期，则渐渐发展成为消灭异己的工具了。　　 由于宋代的士大夫具有参政主体、学术主体和文学主体的复合型特征，“国是”的影响迅速波及文坛。在徽宗朝，诗赋因为属于“元祜学术”而一度被废黜。另外，在徽宗、高宗两朝，执政者屡兴文字狱，以此打击迫害政敌。同时，朝廷屡次下令禁毁那些可能妨害“国是”的著述，用政权的力量以阻止其传播。　　 柳诒徵先生指出：“宋代之政治，士大夫之政治也。政治之纯出于士大夫之手者，惟宋为然。”1宋代经过百余年的发展，自仁宗时期起，士大夫的政治热情空前高涨。文章与政事一样，成为臣子报效朝廷的重要领域。他们自觉地将文学活动与政治活动结合起来，以文论事，托诗以讽。但是，“国是”被引入政治生活之后，它不仅影响政治风气，也深深地影响了士风和文风。在“国是”之下，一部分士大夫对现实政治疏离远引，洁身自好，一部分士大夫因为争“国是”失败而成为迁客逐臣，身落穷荒，而另一部分则趋附奔竞，沦为“文丐”、“文丑”。　　 迁客逐臣因为“危言危行”反对“国是”而成为被迫害的对象。他们面对贬谪之厄与生命之忧，尽心于“为己之学”，克服情累，穷不失志，努力实现人生价值。在创作中，一反骚怨传统，抒发乐易闲适的谪居情怀。　　 疏离退隐之士虽然心中对朝廷实行的“国是”不以为然，可是有见于当权者对反对派的残酷迫害，而没有把不满化为实际的反抗行为。他们对现实政治采取疏离的态度，明哲保身，砥砺节操，但是因为陆沉于世，而不免忧生之嗟。此时陶渊明其人其文成为他们精神力量的源泉和文学创作的楷模。由于文网森严，文祸酷烈，他们的创作也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一是微言寄意，二是泛应漫兴。　　 趋附奔竞之士因为诱于朝廷的美官厚禄，而与时俯仰，同流合污。他们很多人初为君子，为国士，晚为小人，为弄臣。他们或是淫于富贵，移于贫贱，或是迫于威权，而改节易志。他们以自己的文学才华，颂美“国是”，取媚权臣，创作大量的谄诗谀文，流为“文丐”、“文丑”。　　 从“靖康之变”到“绍兴和议”成功这一时期，由于政局动荡，“国是”缺位，士风与文风也相应发生变化。“经世之学”逐渐取代了先前盛行士林的“为己之学”，“以天下为己任”的风气，重又占据了士大夫精神世界的中心位置。在文学创作上，抒发忧国忧民情怀，继承杜甫的“诗史”精神，记时事，述民瘼，褒忠良，斥奸恶，这一类作品成为文坛的主流。　　 而在蔡京、秦桧主政时期，来自现实世界的强力规范作用使文学创作空间大为逼仄拘狭，创作主体不得不将视线内转，转向对个体生命的关注，对心灵自由的企慕。生命的歌咏成为文学创作的主调。崇陶(渊明)与学杜(杜甫的两川与夔州之作)之风盛行诗坛，影响及于创作，则表现为题材的生活化和自然平淡的审美趣味。而词坛上则盛行“花间体”与林下风。“花间体”的影响表现为风月脂粉的题材与纤弱婉丽的风格，苏轼词风悄然遁形。但是贺铸与周邦彦的以其创作对当时和以后的词坛产生深远的影响，第一、是词艺上的雅化，使词风变婉丽为典丽；第二，是词情的深化，援骚入词，提升了词品。林下风也是“为己之学”影响的结果，表达委顺知命的人生态度，抒发田园山林之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