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查·霍加特是英国早期文化研究的代表人物之一,其《识字的用途》与雷蒙·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1780-1950》、《漫长的革命》,E·P·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一起成为斯图亚特·霍尔所称的文化研究的三大奠基之作。1964年,英国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成立,文化研究自此成为伯明翰中心的传统,霍加特不仅是该中心的主要创办者,同时也是中心的第一任主任。但是,由于各种主客观因素,霍加特与《识字的用途》没有得到国内学术界应有的重视。因此,本文从内容、行文方式、关键词等角度切入,对文本展开具体的个案分析,进一步将其置于当时英国特定的社会语境中,探讨霍加特对英国文学传统、文化与文明传统的承续与超越,阐述基于其上的文化研究与“文化转向”的可能性,力图对《识字的用途》形成一个整体性理解。文章的主要思路和内容如下：第一章,知人论世。以英国“福利国家”制度的建立、新左派风涌的社会背景为起点,探讨英国早期文化研究兴起的可能性；霍加特作为文化研究的鼻祖,他身处的时代与个人经历,加诸其著作之上的印记；第二章从内容上对《识字的用途》这一文本加以解读。前一部分作者对工人阶级生活与文化进行了不厌其详地描绘,表达了对20世纪三十年代英国工人阶级文化的怀念与赞美；第二部分批判了20世纪五十年代的以美国为首的大众文化；第三章从文本内部着手,以文本中呈现的无法解决的张力、双焦点文化观构建的二元对立模式、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和解等为抓手来具体解析霍加特《识字的用途》中的连续性与断裂性,对英国思想传统,对阿诺德、利维斯等前任们影响的反收编与超越；第四章,结合20世纪学界的“语言学转向”,特另辟一章两节来阐述若干关键词。提炼了《识字的用途》中的九个关键词,并将雷蒙·威廉斯对“关键词”的进一步开拓一并呈现,以点带面,试图从另一个层面对文本进行补充解析；文章的最后一个部分,作为结语,探讨了霍加特之后,《识字的用途》之后,在“文化”的反拨、青年亚文化研究、跨学科研究等方面对后来的文化研究与“文化转向”所带来的广泛而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