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来华传教士主要在中国中下层社会发展,他们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但某些传教士确有过失,以致引发教案。教案是基督宗教在华传播过程的产物,教案不断产生,但基督宗教的传播范围仍在扩大。考察教案,须关注当时社会基层的民教矛盾,来华传教士和中国百姓都承认,清末各地普遍存在反教氛围。教案频发,外国官员对中方猜疑很深,中外官员交流非常艰难,晚清政府管控教案的难度也很大,福建乌石山教案即为明证。　　 晚清官员对基督宗教传播的态度、倾向都较复杂。关于教堂育婴,部分官员力主严禁,也有人主张适当监控,此外,一部官员曾经出洋,他们对国外的教堂育婴事业评价较高;很多晚清官员指斥传教士择人不当,伤害百姓感情,不少官员认同对民众的反教感情。关于教案平息之后,应如何稳定局势,李鸿章等人主张对西方国家适当妥协,对内严厉镇压叛乱,也有一些官员主张应多安抚百姓。晚清很多官员,眼见越来越多的中国百姓信奉基督教,害怕因此造成中国社会的解体,力图以理学来抵御,维护国家的安全。　　 持平办理,是晚清处理教务教案的基本原则,强调地方官员应认真对待教民。“持平办理”是当时军机处要员“一意持重”的外事处理风格的展示。英美等国支持传教士来华传教,但它们也重视全面保障本国在华利益,他们也大都了解中国民众的反教热情,不赞成传教士一意孤行。此外,中外官员之间的分歧较多,但共识也在增加,晚清政府落实“持平办理”是有可能的,但会较为艰难。1892年的南昌教案的善后,中法官员因关注点的不同,双方极难达成一致,指责对方未做到“持平”。　　 晚清政府建立起“军机处——总署——地方官员”三级联动管控机制,各司其责。教务政策方面,晚清政府不得不遵守和约,允许传教,也承认传教士享有治外法权,但是,教务教案形势,迫使晚清政府对教士、教民、教堂进行了多方面的限制。